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出身于”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初以荫补入官。隆兴元年(1163年)，吕祖谦登进士第，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学教授。累官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参与重修《徽宗实录》，编纂刊行《皇朝文鉴》。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后追封开封伯。景定二年(1261年)，配享孔庙。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年)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鹅湖之会之时，吕祖谦与朱熹、张栻等学者游学楚中，讲学于楚黄孔子山庙学(今问津书院)。

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