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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成就与价值

北京外国语大学谢辉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项目批准号为:14CZS05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在易学史上,元代常被看作一个无所成就的时期,学者谈及时,常以“株守宋儒”一语带过。诚然,如从传统的象数、义理二途而言,元人确实未能突破宋儒藩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便可发现,朱子易学于南宋后期诞生后,正是在元代迎来了全面繁荣与飞跃式发展。而对朱子易学的研究,也成为元代易学有别于前代的最大特征。

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兴盛并非偶然。一方面,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等著作成书后,随即在南宋广泛刊刻。及门弟子多有传其易学者,非朱子门人之中,也有不少人因对其学说感兴趣而加以研究,甚至士人应举时也开始采用其说。在此种形势下,一批研究朱子易学的专著应运而生,其中既有旨在补充发明朱子的《易学启蒙小传》,也有辑录朱子文集语录之语的《朱文公易说》《系辞发挥》等,还有折中程朱的《周易传义附录》。研究朱子易学的热潮,在南宋后期就已初露端倪。元人正承继其后,通过师徒传授、朋友讲习、读书契悟等途径,传承与发展朱子易学,进一步将其推向高峰。另一方面,元朝政府尊崇程朱理学,特别是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规定《易》以程朱之说为主,由此给朱子易学增添了浓厚的官方学术色彩。从元人以《易》应试的实际情况来看,据朱子义作答者较据程子者还要更多一些,可见朱子易学在当时的崇高地位与流行程度。

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一个较为显著的方面,即是对朱子易学著作的注释和阐发,其中又尤以新安学派的胡方平、胡一桂父子的四部著作影响较大。胡方平师从黄榦弟子董梦程,乃朱学正传。所著《易学启蒙通释》为现存第一部注释《易学启蒙》之作。其书以胡氏己说结合朱子论《易》之语录文字,并引黄榦、董铢等朱子门人九家之语,对《启蒙》进行疏释,总体以尊朱为主,但也有在朱子基础上推衍发展者。如以河图洛书配先后天八卦,与六十四卦圆图配卦气之说,即为朱子所未曾言及,在元代也引起了胡次焱、钱义方等人的批评。胡一桂之学主要得自其父,此后又与福建熊禾、新安陈栎等多有往来,讨论易学,亦对其产生一定影响。约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最终修订成书之际,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之初定本亦已纂成,为现存第一部注释《易本义》之作。其书采用了元代流行的“纂疏体”,《易本义》原文下辑入朱子文集、语录论《易》文字,称为“附录”;“附录”下又辑入诸家解说,并附少量胡氏自注,称为“纂注”。所采者约在三十家左右,以程子与朱子门人蔡渊、徐几为主,对于朱子所排斥的林栗等人之说则未录。其采录的内容,亦多同于朱子,异说仅偶一有之。总的来看,也是一部以尊朱为主旨之作。但与此同时,胡一桂已开始在书中提出“分别四圣之象”的观点,并总结了九种具体的取象方法,运用这些方法补朱子论象之未备,同样对朱子有补充发明之功,也显露出其重视易象的特点。其后约二十年的至大元年(1308年),胡一桂对初定本《纂注》做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订,由此形成了一部全新的重定本《纂注》。此重定本今已不存,但其主要内容保存在胡一桂门人董真卿的《周易会通》中流传下来。其体例虽较初定本并无变化,但其引录诸家与自作解说的数量,则有极大扩充。所引诸家中,出现了林栗等初定本摒弃不录者,内容上与朱子不同者也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大幅增长的自注中,胡一桂开始明确指出朱子有解说不妥之处,当勇于改正。此外,对易象的解说成为重定本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在取象方法的数量与运用的复杂精细程度上,均较初定本有长足发展。重定本《纂注》成书约五年后的皇庆二年(1313年),胡一桂又著成《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为其研究朱子易学的最后一部著作。其书的主旨,虽然仍不外乎维护朱子、辟除异说,但已不再局限于注释朱子易学著作,而是总结朱子主要的易学观点,在其基础上展开疏释发明。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分别列代之《易》”、“《易》为卜筮之书”、河洛先后天之学等朱子较具代表性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对朱子易学思想的宏观继承与发扬。总而言之,胡氏父子的四部著作,实现了对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的全面注释,弘扬了朱子易学精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也体现出其思想由保守到开放、由独尊朱子到惟真是从的转变过程,与重视易象的学术特色。

除了胡氏父子之外,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专著还有四部,其宗旨各不相同。张清子的《周易本义附录集注》成于大德七年(1303年),与胡一桂的《易本义附录纂注》同样采用“纂疏体”,且张氏曾见初定本《纂注》并多有采用,但其主旨则与初定本《纂注》之一味尊朱有明显区别。在《周易》文本方面,其采用了经传合一的王弼本,而未用朱子所定经传分离之本;在注释方面,“附录”部分的朱子文集语录之说大幅减少,而“纂注”部分所引诸家之说则多达百家,张清子自注更有数万字之多,其解说多不同于朱子。张清子在卷前自序中,称其书旨在“广朱子之说”,可见其特色。熊良辅的《周易本义集成》成于至治二年(1322年),所采用的体例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纂疏体”,即不再将朱子文集、语录之说单独列为“附录”,而是将其与诸家之说混排,统一称为“集疏”,形式上已有降低朱子地位之意。所引八十余家,及熊氏自注,同样不尽尊朱子,而是以博采百家、择善而从为其宗旨。故陈榉的《周易本义集成序》称其为“集诸家之善”。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成于延祐三年(1316年),今传本十篇《易传》部分,已为明人辑佚,非原书之旧,但大致尚可反映其面貌。在卷前凡例中,胡氏称其撰述宗旨是“一以《本义》为主”,故在体例上,放弃了广引诸家的“纂疏体”,而是将诸家之说与己说融会为一,对《本义》进行通释。其内容多为推崇朱子与贬斥异说,亦体现出明显的尊朱特色。但与此同时,其还通过补释易象、发明义例、引他经以解《易》等多种方式,对《易本义》做了大量补充。今人潘雨廷的《读易提要》称“虽曰宗朱,言多发朱子所未发”,也非仅停留在尊朱的层面上。熊禾的《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约成书于熊氏晚年,虽按照《易学启蒙》分为“本图书”、“原易卦”、“明蓍策”、“考变占”四部分,但并非直接注释《启蒙》,而是以三十余幅易图结合其论述,从先后天图、筮法占法等方面发明朱子之说,其核心在于“阴阳进退”问题。总的来看,此四家的治学宗旨与价值取向各具特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代治朱子易学的不同流派。而张清子、胡炳文二家之书,且成为明人编纂《周易传义大全》的重要资料来源,后世影响尤为明显。

以上八部注释阐发朱子易学著作之书,是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一批较为集中而显著的成果。而元代其余的易学著作,虽非专门针对朱子,但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和讨论朱子的一些易学问题。其中又以朱子的象数之说,最受学者关注。首先,元人对朱子象数易学的基本态度是,认同朱子《易》必有象、《易》必有图的观点,并在解《易》过程中,积极引入象数易图的内容,甚至如李简《学易记》、胡震《周易衍义》等偏向义理的著作,也都在朱子的影响下加入了一些象数成分。但在如何运用象数方法以解《易》的问题上,元人则分成两派。一派学者立足于朱子“不拘泥于象”的立场,反对过度纠缠于象数而导致的牵合附会;而另一派学者则提倡讲明象数以补充与发挥朱子之说,对象数之学大力推崇与阐发。其次,对于朱子提出的象数学方法,元代学者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其焦点集中在卦变法、互体法、大衍数说、揲蓍法等内容上,多以修正和发展朱子为主。例如,在卦变问题上,丁易东与吴澄分别提出了十二消息卦与六子十辟卦变法,以取代朱子的邻爻卦变法。在大衍数问题上,丁易东通过一系列图式,推究大衍数五十与天地数五十五及河洛之数的关系,以补充朱子之未备。在揲蓍法问题上,丁易东、张理提出了“后二变不挂、揲左不揲右”之法,与朱子的三变皆挂、左右并揲法完全不同。最后,在易图学方面,元人对于朱子主张的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太极图、卦变图等图式多有推演,如吴澄提出的马背旋毛河图、龟甲坼文洛书,张理以《易龙图》变得河图洛书之说,即是本朱子之说而加以发展。另有对朱子图式加以改造者,如李简将先天八卦图改为自乾一至坤八右旋顺排的形式,张理则对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各卦排列次序与方位做了调整。此外还有旗帜鲜明地反对朱子者,如俞琰谓黑白点河图洛书不可信,陈应润指周敦颐太极图与先后天图为道家之学。这些对朱子象数说的讨论,直接推动了象数易学在元代的蓬勃发展与走向深入。特别是元人对朱子易图的质疑,下启清人全面辨伪易图之风,成为此时期的重要创获。

与象数之学相比,元人对朱子易学哲学的研究相对落后,但也在太极、阴阳问题上有一些创新。如对于太极,郝经谓太极为太极为道器之枢纽,家铉翁、胡祗遹、郑玉等以太极为心,李简以太极为气,王申子则以太极为理气浑沦,皆在朱子“太极为理”说之外。对于阴阳,元人一方面补充阐释了朱子“《易》只是一阴一阳”、“无物不是阴阳”之说,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阴阳“长中有消,消中有长”等新观点。这些内容对元代理学思想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同时,对于朱子易学史观,元代学者也有一定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易》是否为卜筮之书,爻辞是否为周公所作,是否应将《易传》与六十四卦分别解说,朱子所定十二篇古《易》是否合适,以及上下经是否如朱子所说,仅因篇幅较大而分之。这些讨论不仅完善深化了朱子之说,也对《周易》的性质及其文本形成问题有一定启发。

此外,元代还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从折中程朱的角度,开展对朱子易学的研究。这一风气始于南宋后期,而在元代发扬光大,传世的相关著作,有赵采的《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梁寅的《周易参义》、董真卿的《周易会通》三部,其宗旨各不相同。《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主于择善而从,并非将程朱之说一概收入,而是在比较二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加以采录,或采程,或采朱,或兼用之,或皆不用而改用别家。故《四库全书总目》即称赞其“非竟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周易参义》主于融会贯通,不再照录程《传》与《本义》原文,而通过整合、调和、概括、规范、疏释、纠正、阐发等一系列加工,将二家之说合而为一,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占筮与义理的结合。梁寅在卷前序文中称其书为“程朱之义疏”,很能反映其特色。《周易会通》则力图实现程朱易说的全面收集与合编,故采用了元代流行的“纂疏体”,《周易》经文下列程《传》、《本义》之“集解”,程朱语录之“附录”,以及相关的前代诸家之说,称“纂注”。引录者多达一百九十五家,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集解类易学著作。在经传编排方面,董氏既未用朱子的经传分离之本,也未用程子的经传合一之本,而是在每卦之下先列卦象、卦辞、爻辞等“经”的部分,再于其下依次列出此卦的《大象传》、《彖传》、《小象传》、《文言传》等《易传》部分,有折中程朱二家《周易》文本之意,为其一大特色。作为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周易会通》以程朱为核心,汇编了大量易学资料,明代《周易传义大全》即在其基础上纂修而成,其影响尤为深远。

总之,作为易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元代可谓是朱子易学实现其自身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主流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关键时期。明清易学虽有自身特色和发展,但重视朱子的传统始终贯穿其间,此传统正是在元人对朱子的继承与弘扬下建立起来的。通观元代朱子易学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朱子易学在元代传播的途径,有师徒传授、朋友讲习、读书自悟等多种,南北各地与各派的学者,其学说也不尽相同。但其总体趋向则较为一致,即并不拘泥于朱子之说,而是积极地对朱子进行补充、阐发、改造、批判。前人多以为元人仅笃守朱子,无所发明,并不符合其实际情况。由此一方面实现了朱子易学的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又推动了诸多新观点、新方法的出现,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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