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气”说是象数易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说，深入探讨此一学说，可加深对易学、易学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精妙底蕴及慧见的理解，意义非常重大，此本文之所由作也。
一、西汉“卦气”考
施、孟、梁丘三家居西汉古《易》十三家之首。《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又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可见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在西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所谓“施、孟、梁丘”系指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他们同为田王孙弟子。而田王孙师承丁宽，丁宽乃田何的得意门生。施、孟、梁丘三家，宣、元时皆立于学官。考施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曾于石渠阁“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汉书·儒林传》)，可见施氏在当时学界已有着显赫的地位。故施氏《易》的完成，必当在此之前。案京氏生于公元前77年，当石渠阁会议时，他已经二十六岁，据理而推，此时应已受《易》于焦延寿。而焦氏自称学于孟喜，故孟氏《易》的完成，亦必在此之前。由梁丘贺、施仇宣帝时皆立为博士思之，估计三家《易》的完成，当在宣帝即位之初或稍前，约公元前70年左右。
在施、孟、梁丘三家中，以梁丘贺当时最为得宠。《汉书·儒林传》称：“贺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但那时在学界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却是孟喜。据《汉书·儒林传》载，“博士缺，众人荐喜”即其证。但因“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此所云孟喜“改师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汉书·儒林传》：“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由于“上信重之”的“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于是，孟喜“ 改师法”遂成千古定案，至今两千余年从来无人怀疑。
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先儒多认定即“卦气”说。“卦气”说(本文所言成熟的“卦气”说，请详《新唐书·历志》及清惠栋《易汉学·孟长卿易上下》，文中不再出注)首见于《孟氏章句》。孟氏之书唐时尚存：《新唐书·艺文志》：“孟喜章句十卷。”故唐人僧一行尚能见之。据《新唐书·历志》一行解释“卦议”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据孟氏冬至初《中孚》用事……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其《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分二至也。”考《汉书·京房传》云，京房“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孟康注此曰：“分卦值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分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主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由这段对于京房所传“卦气”的介绍及孟康注文看，焦、京之学确为师承孟喜而来。但《汉书·儒林传》则认定京房“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就连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也出来呼应此说，当京房以为延寿《易》即孟喜《易》时，他们表示“不肯”，皆曰“非也”。
就这样，京房所传焦氏之学，变成焦氏得于“隐士之说”，而孟氏由田王孙处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亦被《汉书·儒林传》结论为孟喜之“诈言”。
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弄清这段易学千古疑案，我们须先考察“卦气”说是否属于田何系统，并由此入手，再溯“卦气”之源。
(1)据《汉书·儒林传》介绍，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丁将军即丁宽，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丁宽为田何得意门生，除师事田何外，又跟田何的另一弟子周王孙受《周易》古义：“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拒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案，吴、楚反于公元前153年，作《易说》当在此时前后，而高氏所传“专说阴阳灾异”之书，因“其学亡章句”，显然不属“训诂举大谊“的“《易说》”的内容。可见“阴阳灾异”说丁宽时已有传授，显然此说属于田何系统。田王孙为丁宽弟子，因此，田王孙得其师说而授孟喜，当是极为合情入理之事。
(2)如果因《汉书·儒林传》称其为“自言”而使人们仍然心存疑问的话，考《汉书·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案元光之年系指公元前134年～128年，杨何之学虽然今已难窥其貌，但据《史记·司马迁传》介绍，太史公司马谈曾学《易》于杨何，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一段表达其易学观点的话：“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张晏注：“八位，八卦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各有禁忌，谓日月也。”此说显然与“卦气”说相一致，亦与《礼记·月令》的精神相一致。因而可推知杨何《易》中有“卦气” 说的内容。案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年间，即公元前140年～110年之间，故其从杨何学《易》，当在公元前134年到128年，杨何“征为太中大夫”时。
(3)西汉有一个重要易学家魏相，因为此人未被列入《儒林传》中，故后人研究汉代易学源流时，他往往不被人注意。据《汉书·魏相传》：“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因魏相迁河南太守时正值丞相车千秋死，而车千秋殁于公元前76年，可知此时已任太守，后又于宣帝即位时征“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宣帝即位于公元前73年，故其任大司农与御史大夫当在此之后。魏相在其上表言事中，表达了其易学观：“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由以上所引看，魏相以震司春、离司夏、兑司秋、坎司冬的易学观，显然与“卦气” 说完全一致。
案魏相死于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他先后任郡卒史，茂陵令，河南太守，被霍光逮捕下狱后又复为太守，并逐步升至大司农、御史大夫。如以其寿六十岁计，则魏相约当生于公元前120年左右。《汉志》既称其“少学《易》”，则魏相学《易》当在公元前105年至110 年左右。由此可以断定：魏氏所学之《易》，显然早于孟喜。《汉书·魏相传》既称其学“有师法”，可知在孟喜之前，“卦气”之说早已有人传授。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史记·儒林传》称汉代“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估计魏相之学为杨何弟子传授。
(4)《汉书·五行志》：“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至秋阴常雨，言伤则至春阳常旱也。”很显然，夏侯始昌的这段文字，说明西汉初年已经有了“卦气”说。夏侯始昌为西汉大经学家，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汉书·夏侯胜传》：“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可知如上“卦气”文字，属夏侯父子“明于阴阳”“说灾异”的内容。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案《汉书·武帝纪》载，柏梁台灾发生在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显然当时他已极得武帝重视，故疑其受学起码当在公元前130年～140年左右，显然早于孟喜久矣。
由以上四考可知，“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可证此说非孟喜之“诈言”，实由田何系统师承先儒古说而来。正如前述，指责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诈言”的唯一旁证人是“同门梁丘贺”，证言为“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作为第一证人的施仇却并未出来说话，施仇不仅在孟喜这件事上没有出来说话，考《汉书·儒林传》：“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遗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仇问，仇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不但如此，更“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由以上廖廖数语，我们不难悟到，“好自称誉”的孟喜在用《易》自保方面，确实不如他的另一位同学施仇。孟喜可能因其才学过人而声望又高，因此遭到权贵同学的嫉妒，遂借用权力给了他个“改师法” 的罪名，并因此而不得为博士，依据中国文人之间相轻相残的传统恶习而思之，这也是毫不足怪的。那么，京房时，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为什么也不肯承认焦延寿所传之《易》为孟氏学呢? 我们知道，汉《易》虽本于田何，但老师在具体传授弟子时，往往侧重点各有不同。考丁宽师从田何，并且是田何的得意弟子，但他又“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可知他所学的内容，没有他的另一位同学周王孙的《周易》“古义”，故再至雒阳，“复从“而学之，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汉书·儒林传》中介绍丁宽时，有这样一段话：“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据此，可考定孟氏《易》的内容应是“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与丁宽的“ 《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及《汉志》所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中有关孟氏《易》的内容，故翟牧、白生从孟喜所学，无非如上内容，其中即便有“卦气”说的内容，亦无非是一般知识，用以解经而已，肯定不包含“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阴阳灾变内容，此书孟喜只传给了焦延寿，兼之孟喜为此而蒙上“改师法”的恶名，故翟牧、白生与之划清界限，不承认焦氏所学的内容为孟喜《易》，这也就毫不足怪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等，这些才是焦氏由孟喜处所得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内容。
二、《子夏易传》与《易传》中的“卦气”说
“卦气”说不但汉初已有，追寻先秦时代，先儒认定早在《子夏易传》(本文所言《子夏易传》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等相关典籍所引者，而非指传世伪书，如四库本《子夏易传》之类。而子夏，笔者认为即春秋末期孔子弟子卜商。) 中已有“卦气”之说。朱震《汉上易传丛说》：“鲋，子夏作虾蟆，此五月卦也。”张惠言在《易义别录》中同意朱震的说法：“朱子发云：井为五月之卦，‘蝼蝈鸣，故曰虾蟆’。”朱震《汉上易传》于《井》九五注曰：“井，五月卦，阴气自下而上。”惠栋《周易述》于《井》卦九二爻疏曰：“鲋，虾蟆，子夏义，井，五月卦，故有虾蟆。”据此，刘玉建同志也认为“有可能在子夏时已有过六日七分法及以卦配候学说”(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50页)，我完全同意如上看法，因为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这显然是以“十二消息卦”解说“七日来复”之旨，亦只有用“十二消息卦”才能作如是之解，从而体现出《彖》于此曰“天行也”之旨，这是《子夏易传》中应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另一条证据是：《彖》释《益》卦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子夏传》云：‘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益。’孟喜亦与此同。其意言必须雷动于前，风散于后，然后万物皆益。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风之为益，其在雷后，故曰‘风雷益’也。”这段文字乃孔颖达引《子夏传》与孟氏《易》解《益》卦。“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云云，当为孔氏当时所见子夏与孟《易》中释此之旨。所谓“二月启蛰之后”，当指“卦气”中二月“惊蛰”之后；“风以长物”，指正月初候“东风解冻”后，即有二月之“桃始华”，三月之“桐始华”“萍始生”等等，故“ 风以长物”也。所谓“八月收声之后”，指八月卦候“雷乃收声”之后。所谓“风以残物”，乃指九月“草木黄落”“蛰虫咸俯”等等，所谓“风之为益，其在雷后”，乃指其在二月春分“雷乃发声”之后。凡此种种，皆以“卦气”之七十二候释其说。由此亦可知子夏与孟喜当时用“卦气” 解《易》之一斑。另外，《孔子家语·执辔》(案：《孔子家语》一书虽出自后儒所撰，但其多数内容实当皆出自先儒之手。篇幅所限，兹不赘述。)中有关子夏的一段资料，过去未引起先儒注意，但却不可忽视地反映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 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乌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游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不同……”所谓“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先儒之解多不确，其实此指“卦气”中秋分之“次候“为“蛰虫培户“。因依“卦气”说，《巽》为八月之卦而巽为风，《观》为八月之卦而位居卦候“蛰虫培户“ ，故“八主风，风为虫，虫八月而生”。所谓“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此更为明确地道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因为依七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在兑秋“寒露”节，而“ 立冬”当为“雉入水化为辰”。由于两节气时间距之较近，故后人遂有“雀雉化”之说，估计《孔子家语》作者引用时将“雉入水化为辰”与“雀入海化为蛤”相混而误，故曰“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文中子夏又说：“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果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也。殊形异类之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此句先儒多解作“此乾坤之美也”，误矣！此句子夏反复强调“三百有六十”之数，方可展现“ 《乾》《坤》之美”，此显系“卦气”中以《乾》《坤》生“十二消息”卦，而当“三百有六十”之说，而“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亦与《彖·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的精神完全一致，由此而观之，《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记载，恐非后人杜撰，因后人绝难杜撰出如此高深严密的妙文。
行笔至此，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十翼”与“卦气”的关系了。
我们先读《彖》释泰卦：“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其释否卦：“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释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释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释剥卦：“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释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释节卦：“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以上《彖》中的语句，显然带有“卦气”说的痕迹。而更为显明的是，《彖》中有一些明显有季节色彩的话语，若案之“卦气”，皆与其说一一相符。如《彖》释离卦：“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卦气”以离主夏，故“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大象》释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彖》释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案“卦气”中解卦居“春分”，在“雨水“之后，相邻大壮卦，其候“雷乃发声”，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彖》释益卦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依“卦气”，《益》卦居正月“立春”之节，正“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后，“鱼上冰”之际，故“天施地生”也。
《象》与“卦气”的关系，特别是《大象》与“卦气”的关系，鄙人在《象数易学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3～90页) 中曾有专文《今帛本卦序与先天方图及“卦气”说的再探索》进行过讨论，此不赘述。如若将《礼记·月令》中所载天子于不同节气所行之事，与依“卦气”之相同节气排列的有关各卦《大象》进行对比，我们即会发现它们在文字内容上是何其一致！如上所举《大象》释《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而《礼记·月令》于此月则曰：“仲春之月……始雨水……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过去人们总是不理解《大象》释旅卦何以会说出“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如今始知，原来依“卦气”说，旅卦居“立夏”四月节，其卦候曰“蝼蝈鸣”，案《礼记·月令》于此月曰：“孟夏之月……蝼蝈鸣……是月也，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故《象》曰“ 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也。若依“卦气”中六十卦配候一一对比各卦《大象》与《礼记·月令》，这种内容相同的例子极多，此处就不再例举了。
《左传》记载昭公二年晋韩宣子使鲁时，见《易象》与《鲁春秋》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过去人们总是不理解何以观《易象》而知“周礼尽在鲁矣”，并难晓何以由此而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方今才悟到当年《易象》的内容，当与今本《大象》之内容相去不远！《文言》中有一段话很重要：“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中”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奉天时” 思想亦与《礼记·月令》所记载的天子于不同节气行不同之事的精神相一致。结合《彖》释《节》卦“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可知《文言》《彖》与《大象》作者一样，皆参考过当年《易象》的内容。《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之内容，亦当皆参考过当年《易象》的内容而成。在此特别应该提到《大象》中释《复》卦的一段话：“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文中有“ 至日”，每到“至日”即“闭关”而“商旅不行”。按照“卦气”说，《复》卦在“冬至” ，西汉时，每逢“冬至”“夏至”，官吏休息不办公，据说其习相沿已经很久了：《汉书·薛宣传》：“及日至休吏……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既称“所繇来久”，可知秦汉之前已有此习俗。《大象》释《复》既称“至日闭关”，可证作《大象》之际，已有《复》卦当“至日”之说无疑，此可作为作《大象》之际已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第二条证据在《说卦》中，《说卦》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依京房八卦“卦气”说，震卦“春分”正是《说卦》万物之“出”的时节，巽卦“立夏”正是万物出“ 齐”的时节，离卦“夏至”是万物成长而“相见”(此“见”为现)，坤卦“立秋” 是万物长成而“致役”于养，兑卦“秋分”是万物丰收而“悦”，乾卦“立冬“是阴阳二气相薄而战，坎卦“冬至“是万物归藏而劳，艮卦“立春“是旧的一年“成终”和新的一年“成始”。故《说卦》此章，实际上乃是记录了古人“卦气”之说。其中尤为明确无误的一句话是，“ 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这就极其清楚地道出了早在《说卦》成篇时，已有以兑主秋之说，因而成为《说卦》作者应用“卦气”说的另一条确证。
若细读《系辞》，我们将会发现其作者更是精于“卦气”之说。除由“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等文字中可以看出受“卦气”的明显影响外，《系辞》又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这种以《乾》《坤》两卦之爻主一岁的说法，以及“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亦与“卦气”的《乾》《坤》生十二辟卦说相一致。然而最为重要的证据则是《系辞》作者在其上下两篇中以“子曰”的形式共计诠解了《周易》十六卦中的十八条爻辞。从上下两篇对十八条爻辞的解说看，上篇由释《中孚》卦九二爻开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尔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下篇由释咸卦九四爻开始：“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案之“卦气”七十二候，则《系辞》上篇所释第一卦中孚卦当为“冬至”初候第一卦，而《系辞》下篇所释第一卦咸卦，则为“夏至”初候第一卦，《系辞》作者这种以“卦气”中冬夏二至之首卦，各领其上下篇所解各卦之首的排列方式，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因为《系辞》作者在解释咸卦这段爻辞时，已经非常明确地讲到了寒暑问题，《系辞》作者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因为《系辞》作者先解说了位居上篇“冬至”第一卦的《中孚》，自然是“寒往”了，而《咸》卦本身位居“夏至”，当然是“暑来”，故而《系辞》作者释此爻时，先说“寒往”，而后说“暑来”，其义正在于斯!“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此说“十二月消息“往来屈伸之变也，此由“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可知。下面“尺蠖之屈”“龙蛇之蛰”云云，与冬至初候之“蚯蚓结”相近，亦在说明应随节气变化而屈伸蛰存。这说明《系辞》作者确曾参考过“卦气”卦序。
综上所考，可知“十翼”与《子夏易传》作者的确曾受“卦气”说影响无疑。
据说“卦气”中七十二候之说起源很早，《新唐书·历志》僧一行之“卦候议”说：“ 七十二候，源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案《时训》其书是否为周公所作，虽难下定论，但《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已有七十二候说，故先秦时已有此说无疑。由庄子称“《易》以道阴阳”及《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肔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可知，古有《易繇阴阳卦》之书，“与《周易》略同”。汉人的“卦气”说，或即源于此类书。此类书在“十翼” 作者所处的时代，人们还可见到，恐怕这就是《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篇受“卦气”思想影响的原因。依据传统之说，“十翼“为孔子所作并传，其师承关系可一直推至汉人田何。入汉，由夏侯始昌“明于阴阳”“说灾异”、高相治《易》“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及魏相上表言事引《易阴阳》、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等等思之，此类书汉时仍有传授，因其“与《周易》略同”，因而应属“汉兴，田何传之”的内容。因此，“卦气”说绝非首出孟喜之手，在先秦时代当早已有之，其起源应该很古。
三、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
案《殷墟文字缀合》261：”辛亥卜，丙，贞帝于北方曰伏，风曰：辛亥卜，贞帝于南方曰微…… 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 贞帝于西方曰彝，风……”此片是武丁时代的禘(帝)祭卜辞，重要的是四方风名完整。再考《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20：“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微。西方曰？，风曰彝。〔北方曰〕伏，风曰？。”此处四方之名同《殷墟文字缀合》261相比，只是南、西二方的方、风之名互倒。案《殷墟文字缀合》与《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这两段甲骨资料非常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一个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史实，即：此四方之名，正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
我们看，所谓“东方曰析”，古“析”、“震”同义：《释名·释天》：“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又曰辟历，辟，析也，所历皆破析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震卦主东方。所谓“南方曰微”。《广雅·释诂》：“微，离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离为南方之卦。所谓“西方曰夷”。古“夷”“兑”同义，《尔雅·释言》：“夷，悦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兑卦主西方。所谓“北方曰伏”。坎卦为隐伏，此见之《说卦》，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坎卦主北方。由后天八卦方位与武丁时代四方风名相同思之，后天八卦方位起码源于商代无疑。
同样重要的史料还见于《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鸟兽氄毛。”案“? ”“藏“同义，《说卦》称坎为隐伏，亦有“藏”义，而“夷”“彝”同音相通，故我们将《尚书·尧典》中的这段文字与前引《殷墟文字缀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风名相对照：“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厥民析”，而“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据前所考，“析”与“震”同义，故“ 厥民析”即“厥民震”也!同样“平秩南讹……以正仲夏，厥民因”，而“南方曰因，风曰微。”据前考，“微”即“离”，故“厥民因”，即“厥民离”。同样，“平秩西成……以殷仲秋”之“厥民夷“即“厥民兑”，而“以正仲冬“的“厥民? “即“厥民坎“。通读《尚书·尧典》中的这段文字，如果将文中的“析”“因”“夷”“? ”换成四正卦之“震”“离”“兑”“坎”，则一篇“卦气”说文字跃然纸上矣!
我们再看《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而《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方曰因，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因《山海经》保存的不全，仅三方风名。案“折”“析”古同，《说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
由以上之考，我们可知四正卦与“卦气”说其源久矣！
四、结语
我们早已知道，《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确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特殊阐述方式。通过如上探索，我们亦知《易传》与《子夏易传》同样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阐述方式，当我们探讨如上“十翼”之文及《子夏易传》等篇章与“卦气”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阐发的义理都是生发于象数之本的。如前面例举的《系辞》中“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及《大象》释《解》卦：“雷雨作，君子以赦过宥罪”、释《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云云，它们绝不是随意谈“寒暑”与“赦过”的问题，而是严格依据“ 卦气”中节气排列的先后而谈，是先“寒”后“暑”，还是先“暑”后“寒”，是体现春生夏长而“省囹圄”、“出轻系”，还是应和秋煞之气而“缮囹圄”、“务搏执”，都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界定，绝不是妙笔生花，自行发挥。故“十翼”及《子夏易传》中那些高深义理，都不是游离于象数之外的泛泛空谈，而是严格按照义理根于象数、象数义理合一的模式阐发出来的。
由此而追溯春秋时代的《易象》一书，我们终于理解了：必定是古人经过“仰观”“俯察” ，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而生、旺、墓、绝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以其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数架构出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并由此派生出一套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这种“礼”，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狭隘理解的日常生活中人人应该遵循的规范，它更是一种人文之政道与治道!我们由此也理解了《月令》被置入《礼记》之中的深刻理由，乃在于由法天地而循四时之序引伸出人文之政道与治道。因此，先贤才会有“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之叹!
故《彖》《象》《文言》《系辞》《说卦》等篇中所表达的经天地、理人伦的精妙义理，无非是古代《易象》学说在学理上的升华与延续。它们的出辞吐语，皆本之于象数，是象数渊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假若我们把象数看作是一颗长青不老之树，那么，我们可以说，义理则是这棵树上结出的丰硕之果。由此而观之，两汉先秦的易学，乃至两汉先秦的哲学、两汉先秦的思想史等，都需要在如上认知的基础上重新反思、重新审视乃至重新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