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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 “家与国”专题研讨会

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家与国’专题研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时举行。会上诸位专家学者围绕“家与国”的核心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教授主持,并由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致辞。

在致辞中,唐文明教授指出,本次学术会议的主题——“家与国”——与我们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参会的学者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跨学科,既有文、史、哲方面人文学科的老师,也有来自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老师;另一个特点是跨越中西,这样就可以调动中西文明的不同资源,对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法的探讨。希望在接下来一天半的时间里面,参会的学者可以围绕会议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丁四新老师

开幕式致辞结束后,进入会议发言环节。会议发言共六场,依次进行。

第一场由清华大学的丁四新教授主持,共有四位发言者。北京大学李猛教授的报告题为《分裂之家的philia:柏拉图<法律篇>中家国关系的纵贯共同体》,李老师从《法律篇》开头对话者对“分裂之家”三种处理方式的讨论入手,考察philia概念的意义。他认为目前对philia的研究过分重视德性的视角,而忽视了基于利用和快乐的philia。他分三部分展开论述,首先讨论“次佳城邦”的philia问题,然后处理柏拉图思想中的德性统一论问题,最后则从劝服和暴力的关系探讨philia和法律的双重性。

李猛老师

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的发言主题是《论国家的伦理基础——对契约论与整体论国家观的修正》,黄老师指出,近代契约论国家观有两个预设,一是组成国家共同体的成员都拥有自由意志,二是前国家状态即自然状态。然而,这两个预设存在某种矛盾,因为只要预设了成员个体是自由的,成员之间必定会产生出一系列自主的相互性关系及其原则,而这就是一种初始的伦理关系。所以,前国家状态必然是一种伦理社会,而不可能是非社会的自然状态。

中国人民大学彭磊副教授的论文题目为《苏格拉底与家庭》,彭老师强调,比起人伦与家庭而言,苏格拉底更重视灵魂中的理智。故苏格拉底并不倾向于从伦理角度看待家庭与孝悌,他把治家的目的确立为增加自己的家产,并用一种功利主义的视角来揭露血缘关系背后的利益考量。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否认治家者与治邦者的区别,认定治邦者统治邦民,应当类似于治家者所实行的王者统治。而这一类比实为对雅典民主的质疑,暗指君主制的自然正当。

重庆大学张文涛教授的发言是《柏拉图思想中的国与家》,张老师提到,《理想国》的论述常让人觉得柏拉图忽视乃至否定家庭,但其实《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观点并不能完全代表柏拉图在家国问题上的完整看法。我们可以在《游叙弗伦》和《法义》等对话中发现,柏拉图一直在维护着婚姻与生育、虔敬与孝悌等家庭伦常观念。而这些辩护可以与《孝经》进行对照,从中能够看出柏拉图和儒家的高度一致性。在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对四位发言的老师一一进行了细致的点评。

第二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贺方婴研究员主持,共有四位发言者。

北京大学吴飞教授作了题为《论当代中国的殡葬改革》的报告,吴老师总结了农村和城市殡葬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现代生活方式在构建过程中,与传统礼俗的冲突所导致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殡葬立法应当做到充分理解和吸纳传统礼俗,并遵循儒家丧礼“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的基本精神,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寻求平衡。惟其如此,现代殡葬制度才能突破现有困境,更好地贯彻现代精神。

贺方婴老师

清华大学赵晓力教授的论文题为《“窃负而逃”解》,赵老师首先讨论的是尧、舜之忧的区别,他认为尧之忧在天下,而舜之忧在人伦。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瞽叟与舜的故事。他强调,在舜成为天子后,瞽叟很可能并未被感化,而只是因为舜登上天子之位后,原本的父子关系解除了,于是瞽叟得以解脱。但舜并未因此而解脱,于是又有了瞽叟杀人和舜窃负而逃的假设,在此假设中,舜宁可放弃天下,也不愿意破坏父子之伦,足可见舜之忧确在人伦而不在天下。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的发言题为《论墓葬与儒家的孝道观念》,曾老师认为,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式之所以是土葬,一方面与中国作为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关,另一方面则跟合葬之制及孝道观念有关。孝道源自个体家庭之形成,西周因封建而有宗法之制,则孝道又常为宗族伦理所屈抑。至春秋以降,宗族渐趋崩溃,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孔子顺应此趋势而改制,站在孝道的基础上,对以周礼为主的古礼进行重新阐释,以便适应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新社会结构。儒家将孝道融入墓葬与丧礼的改制精神,在《檀弓》中得到了集中表达。

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的论题是《亲亲相隐与诛不避亲:从<公羊传>的视角看》,他指出,《公羊传》认为,《春秋》尚质,质家亲亲,故多强调亲亲相隐。如庆父一弑子般,再弑闵公,季子先是不探其情,继而缓追逸贼,《公羊》均称其为“亲亲之道”。但公子牙欲弑君,季子酖之,《公羊》却说“君亲无将”、“诛不得辟兄”。如何理解这里的矛盾呢?郭老师强调,只有在家内、亲人之间才能以亲亲之道为先,而在叔牙弑君的案例中,季友不仅是叔牙之弟,还是国中卿大夫,这时候就须以君臣之义为先。此处体现出的仍是家与国之间的张力。

在评议环节,北京大学李猛教授对四位作报告的老师逐一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点评。

第三场由北京大学程乐松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发言者。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作了题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报告,周老师使用2018-2020年在全国调研的贫困村案例,考察了脱贫攻坚中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新形态。他发现,脱贫攻坚中所展现出来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而非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报告通过脱贫攻坚中乡村产业发展的多层次个案分析,对这种关系形态进行了描述。强调重视“家国一体”的面向有利于在乡村振兴中保持“家”的主体地位。

程乐松老师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的文章题为《“天下一家”与儒家的秩序理想——重审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中国论述》,在陈老师看来,韦伯将中国视为家产制官僚国家,必然导致以“私天下”理解“家天下”。但儒家的“家天下”实为以“一家之治”的“治法”达到“天下一家”的“治道”,后者才是儒家的秩序理想。而“天下一家”的治道又可以落实为“民胞物与”这种以家为原型的秩序,它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伙伴关系。此秩序模型在现代利维坦不断扩张的状况下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高海波副教授的论题是《从“师道”与“君道”关系看晚明清初社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三种路向——以王艮、管志道、黄宗羲为中心》,高老师提到,中晚明至清初的社会改革有三个路向,首先是阳明及泰州学派的师道复兴运动,这是一条“下行路线”。其次是管志道、杨复、张居正等尊崇君道皇权的“上行路线”。最后则是东林学派与黄宗羲为代表的“中间路线”,他们试图限制君权并与君主分权,体现的是绅商、富农等“中产阶级”的诉求。从这三条路线,可以看出此时期的社会改革路向所呈现的复杂面貌。

高海波老师

中山大学李长春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重估“霸道”》,他指出,霸道在早期儒家经典中并非“坏政治”,而是作为一种德性政治得到孔子的肯定。对霸道的认识到北宋开始发生转折,邵雍将其视作实力政治,二程将其视作功利政治。从朱子到阳明,对霸道的评价越来越低,最终将其目为一切坏政治的渊薮。对霸道的贬低导致三方面的后果:一是政治思考的空间收窄导致无法容纳现实政治,二是唯道德主义倾向促使政治和道德的截然二分,三是泛和平主义想象无视政治体之间的永恒冲突因而发展不出成熟的敌友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涛副研究员的论文是《康有为的“公天下”时刻》,陈老师发现,近年来一些以“家”为核心的中西比较研究,忽视了中国本身并不缺乏超越家的维度,尤其是忽略了“公天下”的理念。而康有为对公天下的言说,提醒我们在数千年家天下的礼制外,儒家还曾以尧舜之道寄托公天下的理念。但《大同书》破除仁与孝的联系,拆解公天下与家天下之间的纽带,也导致公天下理念所倚靠的新政治、社会制度与历史中既有的国家和家族形态相互对立,从而塑造了一种激进的政治理念。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赵晓力教授对五位发言老师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点评意见。

陈涛老师第四场由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发言者。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的报告题为《东汉<曹全碑>“敦煌效谷人也”发微——兼论家族研究的视角》,侯老师指出,惯常基于后世形成的氏族志构建起来的家族史叙事,关注的是历史中极少数赓续数百年不绝的家族,更为常见的则是仅维持数代的小家族或庶民家庭。借助《曹全碑》提示的籍贯信息,利用两汉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对曹氏生活与发展的效谷县进行历史重建,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些看似不成功却更常见的家族角度,重新思考家族研究的可能性。

山东大学陈超老师提交的论文是《人伦内外:北魏孝明朝“尼太后”现象所见出家对人伦秩序的冲击》,陈老师指出,在北魏延昌四年的政变中,对高太后政治权力的解除是通过太后出俗为尼,而非矫诏废黜来完成的。以出家身份对世俗身份的排斥与回避来完成政治权力的转移,既剥夺了高太后的政治参与资格,又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价值。此案例说明,佛教价值观与身份秩序已经被整合进儒家主导的政教秩序中。但出家成为人伦身份的退出机制也意味着,出家和孝道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汉传佛教在制度上不是融入,而只是嵌入了中国社会。

同济大学谷继明副教授的论文题为《玄学理论与六朝的僧权辩护》,谷老师发现,面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的质疑,僧人在进行辩护时利用中国固有的理论资源。魏晋玄学的“方内/方外”视域,以及迹本融合理论,都是僧权辩护的得力工具。这些辩护使传统政治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佛教从根本而言要取消政治,无论世俗礼教还是王者,都被看作暂时性的。为此必须重建一种政治学说,在肯认王者的暂存性的同时,强调僧团与世俗生活的不同,以及与王权的距离。这可以说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学说。

同济大学陈畅副教授的论题是《阳明学源流与“双重本体”论——兼从心学视域评孙向晨教授新著<论家:个体与亲亲>》,他认为,通过回顾中晚明以降对“个体与亲亲”的哲学论述,更能够看出孙教授建构的“双重本体”论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史意义。陈老师的回顾聚焦于三点:一是阳明良知学对“个体”的认识。二是刘宗周、黄宗羲对良知学过度伦理化和宗教化的反思,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心学从个体道德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的客观化途径。三是熊十力与梁漱溟关于“家庭是万恶之源”的争论。

浙江大学林志猛教授的讲题为《个人、城邦和思想何以节制?——柏拉图<卡尔米德>论节制》,林老师指出,柏拉图在《卡尔米德》中探讨了节制的不同定义,并展现了节制与辩证术的关系。通过对话的层层深入,节制从关于自身和其他知识的知识,变为关于知识和非知识的知识,甚至要知道一个人知道和不知道什么。但这些关于节制的看法都存在悖论。通过用辩证术检审节制,柏拉图让我们看到,城邦与个人都应有所节制,知识人的思想尤其要节制。

中山大学周小龙老师提交的论文是《自然伦理的中断与绝对伦理的重建——浅析黑格尔在<伦理体系>中的家国伦理》,他提出,黑格尔的《伦理体系》论述了从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然伦理,向以国家为核心的绝对伦理的展开过程。这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但黑格尔却在自然伦理和绝对伦理之间加入了对犯罪、斗争、复仇等“否定性”内容的描述。这表明否定性在从家庭到国家的发展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绝对伦理的绽出恰恰是通过对自然伦理的无情否定而实现的。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对六位发言老师的论文一一进行了细致的点评。

第五场由三联书店钟韵老师主持,共有六位发言者。中山大学刘伟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天下的空间性:论<禹贡>中空间的三个维度》,刘老师认为,天下即普天之下,首先是个空间概念。他从三个维度对《禹贡》的空间概念进行了分析,一是“田”和“土”的不同,二是高山大川分别象征着“居止”和“道路”,三是“五服”作为对于政治空间的想象,其要点是“中心”与“四方”的关系。综上所述,居止被认为是天下空间最根本的涵义之一,对塑造中国文明和思想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钟韵老师

清华大学赵金刚副教授的论题是《何心隐“友伦”诠释的哲学维度及其现代意义》,赵老师指出,何心隐抬升“友伦”在五伦中的地位,不仅从“拟天地之交”的角度诠释友伦的重要性,而且把“万物一体”确立为友伦的形上学基础。何心隐对“友伦”的关切源自晚明人与人之间由于流动性增强而出现的陌生化倾向,以万物一体论重塑友伦,有助于为陌生人交往的“再伦理化”提供可能,也可以从中开显出当代儒家解决陌生人伦理的可能性。

中山大学徐翔老师的讲题为《“不是说孝”——论朱子的<西铭>解释》,徐老师论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既然朱子认为《西铭》“不是说孝”,那么其《西铭》解释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徐老师认为,单纯的“辟杨墨”或从“兼爱”中拯救“亲亲”并非朱子《西铭》解释的真正意图。朱子对《西铭》的表彰,可能与他任南康军时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那次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了陷溺于一己之私的弊病,因而想借助《西铭》来为“亲亲”之外的“推爱”重新奠基。

中国政法大学吕明烜老师的报告题目是《礼乐化制作:从三皇叙事看儒家的制作观念》,吕老师通过对“三皇”观念的考察,辨析了传统语境下“制作”的三重阐释路径:儒家重礼乐,将三皇制礼作乐标举为文明历史之开端。道家重自然,将先圣制作视为质朴天然走向人为造作的沦落节点。法家重事功,从早期人类发展存续的角度肯定先圣的发明创造。三重维度的交织,使“先圣制作”成为颇富张力的论域。制作是儒家关于技术哲学的重要表达,反思制作的礼乐维度,对我们今天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重庆大学黄铭副教授的作了题为《非礼之礼——论晋代反向过继中的妾母服制》的报告,他认为,按照《丧服》的一般原理,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之服,遵循尊卑顺序,即大宗尊于小宗,小宗尊于妾母。妾母之丧不得妨碍小宗祭祀,故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据此则妾母之丧更不应妨碍大宗祭祀,而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亦服缌麻。晋代发生了天子庶子过继给诸侯王之事,尊卑倒置,属“反向过继”。诸儒议论皆力图为此非礼之事提供合礼的解释。黄老师分析了诸说的学理,并揭示出皇权对于礼学原则的侵入。

北京联合大学祁萌老师的论文题目是《从“众君”到“一君”:战国秦汉人“名”的使用及其统治意义》,祁老师提到,他的研究从战国秦汉时期的称呼入手,试图挖掘这些称呼方式背后人际关系所体现出来的统治秩序。在现象层面,则聚焦于“不言氏”和“称私名”。在先秦的封建社会中,不言氏、称私名有明褒贬和别贵贱的作用。但随着一君众臣帝国的建立,人的身份更加单一化。皇帝之下的所有官民一律不言氏、称私名,这象征着先秦“众君”的遗忘和皇帝“一君”的确立。

在评议环节,北京师范大学孟琢副教授对六位发言的老师逐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孟琢老师第六场由北京大学吴飞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发言者。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家国结构与孝的“私德”化》,陈老师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国架构,以家的存在为国的基础,以立家之德为立国之本。而中国文明的古今之变,在社会结构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家”与“国”的分离。

近代以来,杨度、梁启超开始提倡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与国家道德,并将其称为公德,而把父子关系看作私人领域,将孝理解为私德。五四时吴虞等发起的“反孝运动”是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批判。若要重新认识传统,必须再次理解传统的家国结构,对“孝”的公共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上海大学李松涛老师的论文题是《忠孝冲突:从<仪礼><礼记>来看臣子行动的两重逻辑》,李老师主要讨论的是,在中国传统以亲亲与尊尊为主要原则建构起来的家国结构中,臣子遭遇忠孝难全、君父冲突的伦理困境时,应该如何抉择的问题。通过对《仪礼》《礼记》文本的梳理,可以看到,在臣子面对忠孝冲突的伦理困境时,需要尽量做到亲尊平衡、忠孝兼顾,而非彻底倒向一边。但从根本上讲,亲亲是尊尊的基础,孝是忠的根基,父子关系居于更重要的位置。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的发言题为《“王者无外”与“天下有界”——汉代今古文经学视域下的复仇辨义》,高老师提到,复仇说虽有宣扬孝道、捍卫公义的一面,但又有破坏秩序的危险,其中蕴含着人情与秩序的张力。今文经学强调复仇不共戴天,注重人情的宣泄是其显著特征;古文经学虽承认复仇行为,但更强调复仇行为与伦理秩序的紧密勾连。今古文经学的义理张力,表面上看是对“天下”是否有边界有所分歧,而实质上当归诸于二者对文明秩序理解的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提交的论文是《“人为天生”视野下的仁与孝、公与私》,宫老师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饱受私而无公的质疑。为此,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公共性维度作出了三点论证。首先,早期儒家理解人的存在方式有人为父母生与“人为天生”两种维度,表明孝与仁两类道德有不同的存在纽带。进而,这决定了孝与仁在适用上各具特质,又在道德上形成“孝弟为仁之本”的联系。最后,根据这些特质,儒家构想了一种君子行仁义忠信、民庶尽孝慈弟友的秩序理想,反映出一种明确且恰切的公私分际。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的讲题是《魏晋南北朝<孝经>学中的爱敬问题及其影响——以皇侃、刘炫为中心》,郜老师认为,在《孝经》中,爱敬是子女对父母的两种情感。六朝《孝经》学中,爱敬被抽离为普遍的个体情感,并产生了“心迹”之分。对此问题有两种理解模式:一是以皇侃为代表的爱敬各有心迹说,将爱敬都理解为自然人情。二是以刘炫为代表的爱心敬迹说,只将爱看作自然人情,敬则是人为的结果。这一时期关于爱敬的讨论普遍重爱轻敬,对唐代忠孝、君父合一的思想观念有所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达老师的论题是《从“稽古”到“同天”:<尚书>“以尧为始”的政教意义》,常老师所要探究的是,上古圣王众多,但孔子删定《尚书》为何会以《尧典》作为开篇?她以《尚书》的政教意义为立足点,从《尧典》开篇“曰若稽古”一句郑玄、王肃等不同理解出发,来辨析从“稽古”到“同天”背后帝尧形象与禅位事迹的性质,并由此揭示出《尚书》对帝尧禅让这一政教之始的确立及其影响。在评议环节,北京大学程乐松教授对六位发言老师报告的内容作出了点评。

常达老师会议总结由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陈壁生教授进行。陈老师总结道,两天的会议围绕“家与国”的主题,对各个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感谢线上、线下各位参会的老师与会务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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