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中国大运河，现在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在华北平原首端开始创造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是人类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河道最长的运河。
但是，中国大运河也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客观阐述和世代传承的问题，值得深入研讨。
一、大禹肇始大运河于黄河下游的上古中国地区。
中国运河的开创，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尧舜时期，完善和受益于夏朝时期。西周中期的遂公盨，是一件食具，距今约2900年，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盨铭文道：“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云云。
这与与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禹贡》记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序》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本义相对应。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赋税。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由此，遂公盨铭文否定了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关于“《禹贡》为周初人所作”的观点；否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中，认定魏国人托名大禹所作《禹贡》为魏国人托名为大禹的观点；否定了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关于“《禹贡》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之手”的观点；也否定了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关于“《禹贡》为战国末至汉初说”的观点。再次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古典中关于“《禹贡》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著述”的观点进行回顾。
或许，象战国时期魏国大梁重新修改的西周竹简《穆天子传》一样，夏代《禹贡》也根据战国时期中原变化的历史、地理、文化，在魏国大梁重新修改，但其历史价值与地理价值依然凸显，成为我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尚书》中的最重要篇章是《禹贡》，这是记载大禹时期对夏朝区域地理划分的基本依据。在《禹贡》中，大禹划分九州与治理水系、疏通水道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工程。
据《尚书·夏书·禹贡》记载，夏朝大禹的时候，把天下分为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豫州是中心，其他八方之州环绕豫州。划分九州的地理方位，是以伏羲肇始的八卦、八方、九宫历法来作理论依据定位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引商汤言道：“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说明舜帝时期禹、皋陶、后稷“三公”治理“四渎”，“农殖百谷”，是具有地理方位的规定性的，也是以伏羲肇始的四象四方历法来作为理论依据定位的。
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风俗通义·山泽》引《尚书大传》、《礼三正记》解释：“渎者，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民陵居，殖五谷也。江者，贡也，珍物可贡献也。河者，播也，播为九流，出龙图也。淮者，均，均其务也。济者，齐，齐其度量也。”这段记载也说明了四渎分布区是上古先民聚集区。“中国”，在四渎疏通洪水、浊水的中央之位，也是大禹治水、出“龙图”的核心之地。在伏羲划分九州的中央州冀州、大禹重划九州的中央州豫州之位。
流经“中国”的洪水、浊水，具有调济“四渎”流量的分流作用，以此达到预防四方、九州洪水泛滥，发展土爰稼墙，中国之民安居乐业的目的。“土爰稼穑”，古人是指“中央土”具有种植和收获农作物的重要作用。因而引申为具有载物、生化、承载、收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中央土”。故以“土载四行”和“土为万物之母”之说，形容五行“中央土”的特性。
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载：河水“又东过荥阳县，蒗荡渠出焉。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也。”这个“蒗荡渠”，有的写作“狼荡渠”“狼汤渠”等，一般认为就是指“鸿沟”。
二、大禹治理洪水的主河道是自荥阳分流的大运河。
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大禹）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说明大禹疏浚的九河、九泽，是自荥阳鸿沟、汴渠所引的河水，且与济、淮等九河相通，形成了连接宋、郑、陈等诸侯国的水上运道。
而鸿沟、汴渠，上古时期又曾为黄河下游的主河道，直到春秋时期仍有史证。故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禹贡锥指》指出：公元前602年，即“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无他，河水之入鸿沟者多，则经流迟贮，不能冲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实鸿沟致之。”
“河遂南徙”的“河水”，也称“南河”“鸿沟”，是流经“四渎”中央土流域之水，或称“中国河”，也是导致上古“中国”遭受水灾最重的洪水、污渠、浊水。故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
对于大禹治水时期人工疏通的“鸿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载：“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可见，“蒗荡渠”就是大禹开通“淮、泗”的“汴渠”“鸿沟”“大运河”。
“蒗荡渠”即“汴渠”“鸿沟”“大运河”，其上游西部与大禹人工疏通的四渎西方河，即西河（也称河、河水等）相通，北部与大禹人工疏通的四渎北方河，即北济（也称济、泲水等）相通，东部与大禹人工疏通的四渎东方河，即东江（也称获、丹、汴水等）相通，南部与大禹人工疏通的四渎南方河，即南淮（也称沙、蔡水等）相通，形成上古时期以荥阳东部开封、鸿沟为核心的、具有调济四方四渎和九州水运功能的“中国河”水系工程，也是中国最早人工开发的、具有以水改变中国人命运功能的“大运河”。
因此，古人把夏朝夏禹治理的人工运河，也称作“大运河”。据春秋时期史官左丘明《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夏”，即“大”。
魏晋时期著名政治家杜预、唐朝经学家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也记载：“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可见，“夏”，即“华”“华夏”“中国”的同义词。因夏为大，为中国，故夏禹也称“大禹”，夏朝也称“中夏”，夏代运河也称“大运河”“中国河”。
所以，大禹人工开发的运河，即蒗荡渠、汴渠、鸿沟，也称夏代大运河。上古时期华夏民族最早人工开发的“运河”，便是“中国河”“大运河”。其人文名称中，包含着深厚、丰富的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是后人可以随意解释、或篡改的。
由此，不仅否定了中国历史学家史念海关于“鸿沟是在战国时期凿成的”观点，也否定了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关于“《禹贡》为周初人所作”的观点。至于现代学者关于中国“大运河的第一凿，正是从邗沟开始的”观点，就更无须加以批驳了。
三、阐发与弘扬中国大运河文化应尊重客观历史。
一言以敝曰：自上古时期以来，中国的大运河始创于尧舜禹时期人工开发的蒗荡渠、即汴渠、鸿沟。中国大运河，即蒗荡渠、汴渠、鸿沟最早形成的历史，不是在西周、春秋、战国及其以后时期，而是在上古的尧舜禹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不过是后人根据历史的演变不断进行重新疏通罢了。
对此，清代学者顾祖禹考证，鸿沟源于《禹贡》的雍（澭、灉）水，春秋时称为邺水，秦汉时又叫鸿沟，后来叫蒗荡渠，又称蒗宕渠。故宋代著名类书《玉海》认为：“汴水，禹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出之淮、泗。至浚仪西北，复分二渠，其后或曰‘鸿沟’。”
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所编《说文解字注》认为：“汳水、或谓即禹贡之雝水。春秋之邲水。秦汉之鸿沟。上与河（水）通。下与泗淮通。”“雝水”，即“灉沮会合”于伏羲出生“雷（震）泽”的“灉水”。
清代文字学家张玉书、陈廷敬等编《康熙字典》认为：“汴渠即蒗荡渠也。《宋曾巩》曰昔禹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出之淮泗，至浚仪西北，复分二渠。其后或曰鸿沟，或曰浪宕渠，或曰浚仪渠，或曰石门渠。石门渠东合济水，与河渠东注，至于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东至荥阳之北，而旃然之水东流入汴。荥阳之西有广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闲小㵎中东流而出，济水至此乃绝。（东晋政治家）桓温将通之而不果者，晋大和之中也。（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以漕运者，（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义熙之间也。（隋炀帝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丁夫百万开之，起荥阳入淮，千有余里。更名之曰通济渠者，隋大业之初也，后世因其利焉。《一统志》汴水源出开封府荥阳县大周山，合京、索、须、郑四水，东南至中牟县，北入于黄河”。
这些史典记载，既是对大禹时期开发雝水、鸿沟、汴渠，即大运河的历史认同，也是后世诸代不断重修雝水、鸿沟、汴渠，即大运河的历史认定。而导致雝水、鸿沟、汴渠，即大运河不断被重修的根本原因，在于黄河下游洪（浊）水“善淤、善决、善徙”的地理地质特征。
这正是荥阳东部地区，自上古时期以来洪（浊）水、黄水不断泛滥，高堤悬河形成的客观原因，也是黄河被视为“百川之首、四渎之宗”和中原、华北平原冲积形成源头基本依据。故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汉书·沟洫志》指出：“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而“沟洫”，最早也指大禹治理的大沟、大渠。春秋时期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泰伯篇》引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沟洫”，就是指大禹人工开发的四渎和大运河，即雝水、鸿沟、汴渠。
所以，从发掘、阐发和弘扬中国优秀历史文化而言，我们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雝水、鸿沟、汴渠，即大运河有一个客观、历史、准确的理解、认识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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