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丁凯强
一、《禹贡》及其研究状况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全文1189字，内涵丰富、行文条理、逻辑清晰。其主要涉及先秦时期全国的山川、河流、物产、贡赋等方面内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此文是虞夏时期的作品，为大禹治水后而作。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就曾大量引用了《禹贡》的内容。因《禹贡》成书较早，且记载的内容及其体例对后世的地理学撰述产生深远的影响，明代学者郑晓称其为“古今地理志之祖”。
自古以来，《禹贡》一篇就被学者所重视、所研究。《四库全书》的《日讲书经解义》中有言:“《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禹贡》之山川。”《禹贡》自宋代始就被学者从《尚书》中抽取出来进行单独研究，并有不少优秀的研究著作传世。如毛晃的《禹贡指南》，是宋代研究《禹贡》一部较好的作品。其所绘制的《禹迹图》被李约瑟誉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地图”，图中所画的海岸线与现实较为相符且河流位置准确。《四库全书提要》曾评《禹贡指南》:“其书大抵引《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而旁引他说古今山水之原委，颇为简明。”又如研究《禹贡》之集大成者清人胡渭，其著作《禹贡锥指》力求明确历代变迁。这部书“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采阶遍，于九州分城山水脉络古今同义之故一讨论详明”.总的来说，古代学者对《禹贡》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字训请、经文注疏、相关地名的考证等方面，其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传统沿革地理学以内。另外，因时代局限，当时的学者大都固守司马还以来“考信于六艺”的观念，不敢对经书有所怀疑。因此，《禹贡》一文的写作年代及其作者直未被怀疑、考证过。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思想界又有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批判著作横空出世。在思想解放及外来学术观念的启发下，过去所笃信的《禹贡》的写作时间受到质疑，其实际的创作时间一度成为《禹贡》研究的重点。关于创作时代，当时的学者们分别提出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汉代说等观点。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传入，《禹贡》的研究领域被进一步拓宽 ，研究思路逐渐由传统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过渡。在此期间，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禹贡》有着深入的研究，并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促使《禹贡》研究成为当时“显学”。
二、顾颉刚与《禹贡》的“结缘”及研究成果
（一）顾颉刚与《禹贡》的结缘
顾颉刚先生早年从北大毕业，毕业第三年即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中国史学界掀起“疑古”思潮。而《禹贡》地理研究正是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研究的拓展和延伸。为打破古史皆信史的神话，顾颉刚先生打算编写《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顾先生曾讲到:“为了预备作《王制考》，改开了”尚书研究”一课，一篇篇地教，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别的方面的材料”。在1932 年9月9日编订的本年教学计划中，顾先生首次列出编《禹贡》讲义的目标，并于同年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课程，专讲《禹贡》。在《尚 书通检》序中，顾先生写到:“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功课，第一学期讲的便是《尚书》名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箱，因出世时代太晚，所以用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订它，已经很够”。同时，顾先生在《》尚书研究第三期讲义序目》中又讲到:“《禹贡》之问题皆非可单独解决者，直当以全部古籍及全部地理书为之博稽而广核之”。可见，研究《禹贡》是顾先生古史辨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顾颉刚关于《禹贡》的研究成果
首先，基本解决《禹贡》文献注释的问题。因《禹贡》写作时间早，文章佶屈聱牙，且涉及不少地理知识及陌生的地名。过去学者多称(禹贡)难读，以致普遍专务文字训诂。顾颉刚先生作《禹贡<全文注释>》，注释《禹贡》文义，在广泛搜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基本解决了《禹贡》的注释问题。此文为后世学者引为经典，为进一步深人研究《禹贡》扫除了文字障碍。
其次，顾颉刚首创《禹贡》成书于战国说。建国后，他在《禹贡<全文注释>》一文中又明确提出:它是公元前三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自顾先生提出《禹贡》成书于战国后，此说渐成学术界主流观点。顾先生以《禹贡》所记之“贡道”实属夫差所开之运河;将西周、战国时新开拓的疆士及当时的疆域范围与《禹贡》所记地域范围进行比较，及秦始皇统全国后所开拓的疆域在(《禹贡》一书中毫无反映等依据，论证其《禹贡》成书于战国说。
同时，顾颉刚先生对《禹贡》进行了多方面研究。《禹贡》全篇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制等几方面内容，顾先生的研究皆有涉及。顾先生在《禹贡<全文注释>》中提出九州制并非真实制度，但《禹贡》对九州土壤、物产的记载却是科学的，并非幻想。关于导山导水部分，顾先生认为“《禹贡》作者对于长江之知识，成都而下，宜昌而上，殆甚渺茫”;他指出《禹贡》所描述的导河导江之事，是战国时实际发生过的;还对《禹贡》之朱圉、恒水之地名进行一番考察，提出新的见解。关于五服制，顾先生认为:“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到战国而消…..五服制似假而真实，由真而化幻”。总之，顾先生的《禹贡》研究为后世提供了诸多启示。
三、创办禹贡学会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
顾先生的学生王钟翰先生曾回忆:“他(顾颉刚先生)研究《尚书·禹贡》，发现其中问题太多，这些问题几乎涉及中国古代全部地理，由此开始了历史地理研究。”时值日军侵华加剧，为激发国民守土爱国之意志，亦为推动古代地理研究，顾颉刚先生于1934年2月组织筹办禹贡学会，并于同年3月发刊《禹贡》半月刊，一般认为这是“历史地理”出版物在中国出现的标志。顾颉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也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禹贡学会于1934年2月筹办，至1937年北平沦陷而随后天折，其存在虽仅有三年多时间，但影响却深远巨大。禹贡学会的工作依其在《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刊词》中的表述，约有五项:一是编撰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是绘制精确合用地理沿革图，三是编成一部精确而详实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四是对每-代地理志进行整理， 五是将地理书籍中的各种文化史料辑录出来，作一番专题研究。据史念海先生讲，《禹贡》半月刊发刊至第三卷，开始装为合订本。当时对里面的文章进行过统计，计有春秋以上关于地理和民族的文章77篇，关于边疆的24篇，论内地各种族的5篇，论中外交通的13篇，论方志之学的11篇，论地图的12篇，共有221篇。所刊文章中包含不少沿革地理之外的其他文章，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和过渡。
顾颉刚先生不仅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而且培养了一批古代地理研究人才，奠定了笃实的研究精神。依照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顾先生在燕京大学开设“尚书研究”课程，听课学生有谭其骧陈懋恒、冯家升、叶国庆、赵澄、栾植新、班书阁、邓嗣禹等25人，北京大学的学生有张福庆、杨向奎等人。另有侯仁之、史念海等亦曾随顾颉刚先生学习过。这些学生后来基本成为禹贡学会的骨干成员和《禹贡》半月刊的基本撰述者。1961年，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学在学界正式被“体制化”，由谭其骧做首位主任。而对于笃实的研究作风，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就已说过:“以前研究学问，总要承认几个权威者作他的信仰对象，在这种观念下，自然会得分门别户，成了许多家派。我们现在要彻底破除这种英雄思……希望能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伟大的事业”。
可以讲，研究《尚书·禹贡》为顾颉刚先生后来从事古代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正是当年顾颉刚先生的辛勤培植，禹贡学会成员们的共同努力，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并最终发展为今天的一门显学打下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