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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空 两首《孔子赞歌》

来源:《孔子文化》第13期

作者:张纹华

巍巍玉峰、潺潺溪水、茫茫林海,1944年,孔孟之乡送走了18岁的乔羽。上太行,走北京,这位被周恩来称作“乔老爷”的乔羽先生,在创作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后,在离开家乡半个世纪后的一天,为尼山圣贤送上一曲《孔子赞歌》。真的是青山在,人未老。17年后,孔子故乡曲阜传来又一首《孔子赞歌》。(《孔子赞歌》,外文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次,没有张丕基激昂的曲子,没有董文华圆润的嗓音,古朴的外表中涌动着齐鲁大地铿锵有力的乡音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经)的《周颂》、《鲁颂》、《商颂》成为中国颂歌的先声。但是,宗庙祭祀、歌功颂德的贵族文学似乎与《诗经》的编纂者无缘,一首孔子颂歌姗姗来迟。“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期。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含蓄的中国人极少如《上邪》中的女子发出的叫喊,除了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年代,伟人颂歌的旋律和曲调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缺乏的。千年等待,20世纪末以来兴起的国学研究热,终于催生了新时代孔子颂歌的到来。

从济宁词人到曲阜学者,两首《孔子赞歌》浓缩了曲阜人的千年宏愿——儒家学说创始人英雄史诗的产生。“百年千年万年,昨天今天明天……你仍旧是你,永远活在众生之间,活在众生之间。”相同的旋律伴随着乔羽先生三段相同的歌词,开创性但比较简约成为新时代第一首《孔子赞歌》的特点。将百字歌词的浅浅吟唱易作一泻而下的长篇史诗,叙孔子困厄卑做却活出天地之仁爱的一生,议德治教化,评仁义礼智信,颂私人讲学之风、述纂定《六经》之功,成民族文化的先贤,引东方文明之光,一厥一事,叙议抒交融千年孔子在傅永聚先生的款款吟咏中渐趋饱满。新时代又一首《孔子赞歌》虽为后发之作,但全面深邃。凡民族文化的奠基者,均具有超越时空、绵延不绝的影响力。凡不朽者,皆活在人民之中。如毛泽东亲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如臧克家《有的人》等等。从“永远活在众生之间”到“依然活在人们心中”,“布衣圣人”是孔孟之乡两代《孔子赞歌》作者对此的真切领悟,是《孔子赞歌》奏响的最强音。将三千字九厥一诗译作英、日、韩三国文字,突破本有的地城限制,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宣传孔子,在参与不同文明对话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艺术到学术的神交再到打造世界级的家乡文化巨人孔子,以乔羽先生的《孔子赞歌》为基础,十七年的时空转换,不足百页的《孔子赞歌》体现了纯朴曲阜人的前瞻性与文化发展的互补性。

与门徒献给耶稣基督、释迦摩尼的颂歌相比。《孔子赞歌》是另类的。“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你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你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一代圣人师与世代中国人的亲密无间,两代人、两首歌使孔子根生大地枝叶繁茂。三岁丧父,十七失母,饿于陈蔡,困于匡蒲;十五明志,精进六艺,三十而立,有教无类,四十而不惑,志于弘道,五十知天命,追求中庸与和谐,六十而耳顺,心怀宽广,七十而从心所欲,终成人伦之楷模。在傅先生的诗行,孔子没有耶稣基督的神奇降生和创世纪的全能智慧,没有释迦摩尼的王子之气和出家顿悟,却如穆罕默德的出身寒微,粗布衣,家常饭,仍一生坚毅。仁爱在人间,圣人人皆可做,无需在不愿之年信仰他神,无需走出尘世甚至仰望天国,将归家、出家的召唤变成一种家国天下的匹夫之责,从信我得救远离此在的虚空飘缈到身在当下、改变当下,《孔子赞歌》是献给凡人凡圣的颂歌。

若以杨逸明先生的《诗词创作的金字塔原理》品读傅先生的《孔子赞歌》,作者对于四声、平仄、句式、粘对、拗救、对仗等技术层面显得比较粗糙,但也有相当精彩的对仗,如,“巍巍群峰注目,茫茫林海额手。”“七十贤人沐甘露,三千弟子成栋梁。”若以自由创作的新体诗作一阅读。作者在意象、意境、语言、章法、布局等艺术层面则稍显功力。借山川之灵气,发思古之幽情。遂成所谓的人杰地灵,习见于味古诗的开篇。仰望尼山,俯瞰甘泉,铭想坤灵洞,作者为孔子的出场塑造仙气较浓的尼山气象。以《论语》的文字直接入诗,这是诗作语言的特色。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文约礼,文行忠信。”将乔羽《孔子赞歌》的一小处略加改造入诗,是诗作语言的又一个特色。如“多少英雄豪杰,多少帝王将相,早已被岁月淘洗遗忘。”鲜明可见乔羽“多少亭台楼阁,早已化作瓦砾一片,多少功名利禄,早已化作过眼云烟”的痕迹。从无意创作到有意创作,体现一种深沉的历史积淀和必要的传承。中国人向以“九”为大。“啊!”在诗作中九次出现,一呼鲁国尼山,八呼千年孔子,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者、先贤、东方圣哲的孔夫子在诗作中如次展现,三千字长诗以此构篇布局,显得经渭分明,错落有致。若论其功效,“啊!”不仅具有呈现诗作的九曲回环之妙,其斩钉截铁、一字千钧之力,更如天上黄河,一泄入海,其宏伟气势,正是国人千年情感的迸放。

保证科学性和真实性,艺术性则为一般,这是傅先生对《孔子赞歌》的自我评价。对于以史学、哲学见长的傅先生,我们没有必要对其《孔子赞歌》的所谓技术层面、艺术层面作过多的要求,但是,对于杨逸明所指的哲学层面则可以稍加苛求。杨逸明认为,所谓诗词创作的哲学层面,是指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从技术层面、艺术层面的做诗到哲学层面的做人的升格。同时,诗词入门可以自下而上,创作诗词则必须由上而下。从《庄子•达生》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奠定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华伦理范畴》、《春秋繁露》新注等编著者,所谓“天人合一”思想与儒者的悲天悯人情怀,也许不仅谙熟于博先生的著述之中,更成为其为人的日常功课。因此,从在诗作中描写礼子的哲学思想到体现作者的哲学思想,似乎成为摆在傅先生面前的两难。但是,既非新儒学家,也标举诗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同时,孔子是诗作的唯一中心,使作者选择在万世师表前甘愿作一名学生,将一已之思初底隐藏。因此,诗作的哲学层面被孔子的哲学思想掩盖者,若于此意,《孔子赞歌》未能拥有杨逸明所指的哲学高度,同时,是否也可以说,诗作的哲学层面与孔子的哲学思想合二为一了,于是,《孔子赞歌》获得了一个指向人类智慧的最高的度。

将作者本人对国家、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掩藏在孔子身后丝毫不影响《孔子赞歌》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更成为儒家学说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又一反映。“面对道德沦丧,人伦危机,面对文化匮乏,诚信缺失,面对世风恶化,急功近利,面对虚伪堕落,实用主义……”在诗作的最后一部分,傅先生以凌厉的笔力指斥污浊腐败的社会风气,时代在呼唤孔子,《孔子赞歌》的到来便是水到渠成,作者悲天悯人的儒者情怀更是跃然纸上。将《孔子赞歌》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学研究热的一个缩影,并非是以博先生为代表的曲阜人的最终目标,重温孔子既普通又最动人心的一生,直面一个最真实的孔子,冷观如火如荼的国学研究热。指出任何学术的生命均在于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通视现实,也许正是博先生呐喊的源动力,更是《孔子赞歌》最具深层的意义。若于此意、《孔子赞歌》便具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层面,博先生之诗歌创作乃由上而下,符合杨逸明所指的做人条件。然并未具备做诗的条件,因此,傅先生并不是一位诗人。从来以诗人自称的博先生,也许并不在意笔者的如此评价,反之,更愿意世人将《孔子费教)作为一首艺术、学术兼及的史诗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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