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潘麟
（接上文）
三、中国文化历久弥新
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写过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名为《西方的没落》。在这本书中，作者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文化花期论”。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兴盛是有季节性的，就像花朵，且它们的季节只有一次，季节过后，剩下的只有凋零。在斯宾格勒看来，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花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化之花盛开的季节。但西方文化虽然正在花季中，但也不要得意太早，因为它也有花果凋零之时。斯宾格勒的这个文化观，得到不少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支持和认同。
西方文化是不是如斯宾格勒所言，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我们想表达的是，斯宾格勒的文化观不是唯一的文化观，我们中国文化有着与斯氏全然不同的文化观——生生不息的文化观。中国人视自己的文化生命，既不是断灭论，也不是恒常论。断灭论就是如同斯宾格勒“文化花期论”。季节一过，如一个青春不再的老妇，枯守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晚景。恒常论就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文化必然会一盛永盛，一强永强，万岁，万岁，万万岁。断常二论在中国人看来，都不是文化生命当有之命运。中国文化的命运既不会断灭，也不是恒常，而是波浪式前进，或再生式前进——如凤凰涅磐那样，不断地从自己的灰烬中自发地、自觉地和自然地不断更新着和再生着自己，而且在每一次的自发与自觉的更新与再生后，会变得更有生命力，更为美丽。故中国文化是龙凤文化——如龙一般集百家之精华，也如凤一般不断地涅槃重生。
保证中国文化如凤一般可以不断地通过重生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创造力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这个文化在其初始阶段，即包含着极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这使中国文化有着这样的几个特色：很强的生存能力；很强的超越能力；很强的自觉（反省）能力。这三大能力确保中国文化能够达到历久弥新，能够达到即使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也能迅速地如凤凰涅槃般地重生——这就是中国文化无 与伦比的自我拯救和自我更新的超强生命力。
四、儒佛道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国文化大体上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汉以前和汉以后。在汉以前，中国文化以儒、道、墨三家为主体。秦后墨家式微，退出历史。整个有汉一朝在思想文化上只有儒道两家。迄至东汉明帝时，史籍正式记载，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我国。自此，中国文化格局逐步走向定型——以儒佛道三家为主干。这三家文化体系彼此融摄、会通、比照、互动、冲突、借鉴，援另两家为参照的自身反省，如此构成了交错互动、此起彼伏的中国文化发展史。
自东汉始，中国人开始全面吸收和消化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文化的精华——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是印度文化的精神之花，是印度文化的精粹和生命所在。整个印度文明用了数千年的奋斗，只是为了促成佛教的诞生。事实上，佛教也没有令印度人失望，如约而来，应运而生。佛教诞生后，撷取和融摄了印度数千年来的智慧成果。佛教对印度文化里的哲学、宗教、文学、修行、艺术、伦理等等，给予了最为彻底和全面的反省、整合、提炼，令印度文化从此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一一而这一切皆肇始于大圣释迦牟尼佛的开悟和悟后49年的传法布道。这一代表印度智慧乃至人类智慧最高成果的佛教，同样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与喜爱。在中印两国人民齐心合力下，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来吸收和消化这个文化、这个智慧体系。最后终于成功地将这门文化吸收进来，并给予了很好的消化与创新，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佛教——中国佛教。这个全新的中国式佛教与印度旧时之佛教相比，有如下之不同：
（1）佛教文化的传承者由在印度时以出家和尚为主，转为在中国以出家在家两众共主，有时则以在家众为主。
（2）佛教文化在印度时经论散乱，到中国后，中国人花大力气翻译和整理佛教经论，并集结归类，形成了《大藏经》这一佛教经律论三藏之 总汇，大大方便了学者的研习和传播。
（3）佛教文化在印度时思想流派混杂，到中国后，中国佛教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体系化，继而创立了中国佛教特有的八大两小，共计十个宗派（唐初法藏大师所创之华严宗；唐玄宗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大师所创之密宗；唐太宗时玄奘大师所创之唯识宗；东晋时慧远大师所创之净士宗；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所创之律宗；隋唐时吉藏大师所创之三论宗；唐武则天时慧能大师所创之禅宗；隋时智顫所创之天台宗；梁武帝时真谛三藏法师所创之俱舍宗；姚秦时僧睿法师等所创之成实宗）。这八大两小十个宗派在中国的相续诞生，标志着佛教思想文化在此前吸收了印度数千年的文明和智慧成果的基础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始融摄和吸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智慧和成果。故中国佛教十个宗派具是中印智慧之结晶，汉印文化会通的成果。
（4）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在规章制度、生活习惯、思想倾向等方面大大的中国化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转化。同时，佛教在接受中国化改造过程中，也在全方位并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建筑、信仰、伦理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中国人即接受佛教为“我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成员——佛教文化。
（5）印度向来不重视历史，印度文化中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视角。而中国是“历史学家的天堂”，是世界最 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意识最强的民族。佛教进入中国，被影响后，也开始注重佛种的历史记载和研究，也开始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和习惯于用历史视角来考量佛学。
（6）儒道两家不喜欢宗教仪式和信仰体系的建设，而是将宗教的功能和作用融摄于人文论以乐生命自觉的宗教”，而不是一个“信仰的宗教”“求神灵或菩萨救赎的宗教”。受此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往重佛教哲学的阐述和生命自觉的提倡。而大大地表化了佛教通过信仰来获得救赎的强调。尽管时至今日，佛教仍然没有完全脱去它作为一个有着丰富而独立的信仰体系的宗教拥有的所有宗教都有的偶像崇拜、教主、神灵谱系、仪轨和信众等，但就其教义上大大增加了哲学思辨和学术内涵，以及对理性，知性和逻辑等的重视与提倡，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这些让佛教除了始终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宗教之外，它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生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史学等学术体系。
自东汉以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之三足前立为其不变的格局绵延至今，佛教作为印度文化之核心和代裘全盘移植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是由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文化汇流而成的，是中印两国人民的智慧之结晶。故中国文化实是整个东方文化之代表，它融摄了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和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这四条大河之文明成果。
《周易•系辞传》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这句话来形容儒佛道三家文化之特性是十分贴切的。就特性而言，儒家以德立体，所求在于德性之知（德智）和德性之理，可简称“性智”与“性理”。此智为道德创造之智，故曰“德智”或“仁智”；此理为道德的先天存在之理，故曰“天理”或“性理”。此仁智和天理为宇宙之基、人伦之本、道德之源、智慧之体，先天地已在，后天地不灭。故可创造出人伦和天地万有一切，为一切价值与意义之所依所本。在儒家看来，道德之源即天地之源、万有之源、人生之源、生命之源，更是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之源，僪者在此基础上立言、立功立德，在此基础上成就文化创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