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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河西私学的发展与儒学的师承关系(二)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高人雄

(接上文)

凉敦煌大儒郭瑀,精通儒家典籍,多才多艺。他隐居在张掖南面的临松山薤谷中,专门著书授徒,若录弟子有一千多人。敦煌学者刘明,十四岁时就学于救煌硕儒郭瑀门下。“眪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郭荷、郭调、刘明三人为师生关系,同为河西酒泉地区儒学传承发展的重要人物。

张掖东大山中有一名寺,叫东山寺。这寺建在山势豁然开阔之处,寺前绿树成荫,山花点染,曾是晋代学者郭荷的隐居之处。郭荷,晋秦州略阳郡(今甘肃秦安)人,《晋书》中称他:“明究群籍,特善史书。”郭荷出生在书礼世家,他的六世祖郭整在东汉时就很有名气,汉安帝到汉顺帝都屡次请他出来做官,并许以“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的优厚待遇。但郭整每次都执意拒绝,始终不就。从郭整到郭荷,六世均以经学致位。郭荷也像他的祖上一样淡泊仕途,不应州县之命,甘做山野布衣,便离开略阳故居,来到张掖隐居东山寺结庐讲学。从此张掖文风远播,地方教育事业大兴。前凉和平元年(354年),前凉王张祚闻郭荷名声,派遣使者“安车束帛”,征召他去做博士祭酒。使者的礼节十分周到。使者不容推脱,强拉郭荷至凉州。郭荷不愿做“ 博士祭酒”,凉王又改任他为太子友,就是给张祚的太子做家庭教师。不久,郭荷不适应这种生活,便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乞还。张祚见留不住他,只得应允,又以“安车蒲轮”送其回张掖。可见他对学者郭荷是敬重有加的。郭荷回到东山寺,仍隐居讲学,至84岁而终。

郭瑀是郭荷的高足,字元瑜,敦煌人。因慕郭荷学问渊博,道德高尚,专程到张掖师从郭荷求学。在郭荷门下,经过多年潜心学习,郭瑀成为“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的学者。老师仙逝后,郭瑀执弟子之礼,在老师墓旁搭起草屋守墓三年。之后到马蹄寺,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过着与世无争的简朴生活,各地慕名而来受业的弟子有千余人。郭瑀除讲学外,还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等著作。前凉王张天锡闻郭瑀的贤名,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派遣使者备以“蒲轮玄缥”之礼,前往征召。而郭瑀得到消息,则躲避起来,使者找不到郭瑀,扣押了他的门人。郭瑀知道后,叹道:“我是逃禄,并非逃罪,岂可累及门人!”于是见使者,前往凉州应召。其时适逢凉王母亲去世,忙于丧事,郭瑀进灵堂祭吊后,便又趁机回到临松山。后来前凉被前秦所灭,秦王苻坚又以蒲轮安车来征辟郭瑀到长安,郭瑀仍不肯前往。此后,凉州太守辛章又遭书生三百人前来临松薤谷受业,进一步扩展了郭瑀的教学规模。

刘眪师从郭瑀,曾隐居酒泉,潜心治学授徒,追随求学者多达500余人。李禺建立西凉始任为儒林祭酒等职。420年北京沮渠蒙逊灭西凉,更加器重刘眪,沮渠蒙逊称呼刘眪为“玄处先生”,在西苑专门为其修建富丽堂皇的“陆沉观”,请他在此教授学生,同时授予刘眪秘书郎等要职,负责撰写起居注。沮渠牧健即位后,更尊刘眪为国师,并配备了索敞和阴兴等为助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百姓东迁。朝廷久闻刘眪大名,拜授他为乐平王从事中郎。魏世祖下诏年纪七十岁以,上的乡老留在本乡,身边留一子奉养。刘眪当时年老,留身姑臧,一年多后,思乡返归,至凉州西四百里的韭谷窟染疾而终。北魏孝明帝也下诏:“晒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对刘眪大加标榜。刘眪在经学、 文学和史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成就,由刘眪注释和撰写的著作多达100余卷。刘眪的主要著述集中在史学方面,如《略记》、《凉书》、《敦煌实录》等,但都已佚散不存。另外刘眪注释的书籍包括《周易》、《韩非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史称刘丽的注“不涉训话,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刘眪的学术影响是深远的。

索敞与程骏深受刘两影响。索敞早年担任刘两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晒之业”凉州被平,进入北魏后仍以儒学见称,曾任中书博士,撰写了《丧服要记》、《名字论》等著作,而且“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可以说其秉承刘眪的学术传统直接为北魏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程骏曾直接师事刘眪,他性格“ 机敏好学,昼夜无倦”, 撰有《庆国颂》十六章、《得一颂》一篇,有无开馆授学尚待确证,但至少可以说他将师于刘眪的学术传统变成家学传统,据史载其子程公礼、其孙程畿皆“好学,颇有文才”。

总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的儒学发展呈现出师承关系,对北魏以及整个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儒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开启了儒风,带来了北魏文教和政治的新局面,进而把儒学风气引入文坛。

三、儒学师承影响下的文学活动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文史哲未分之时,河西作为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中心,曾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骚客名流,留下了一篇篇精美珍品、 传世佳作。无论就文人数量,还是作品质量而言,都居于北中国文坛之首。

(一)经史著作

地处西北边鄙的河西地域,由于地方割据政权的积极倡导,官学及文化世家仍尊奉儒学,认真传授儒学,精心研究儒学,此时的经史著述相当丰富。诸如十六国时期河陇学者郭璃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等。祁嘉专研《孝经》,写成 《二九神经》一书。宋纤更是倾毕生精力为《论语》作注,阚驷“博通经传”曾经给王郎所著《易传》作注,其著因功力深厚,广为学者推崇,后来成了“学者赖以通经”研究经书的重要著作,又在北京王沮渠蒙逊的支持下率三十文人整理古籍,典校经籍,刊定诸子,达三千余卷。此外著名学者刘眪也给《周易》等经典作注,这些都说明经学在河西地区中的重视程度。在这种研习经学的氛围下,文学观念上的崇儒倾向是必然之势了。正如《晋书•文苑传》云“夫文以成化,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论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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