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高人雄
（接上文）
凉敦煌大儒郭瑀，精通儒家典籍，多才多艺。他隐居在张掖南面的临松山薤谷中，专门著书授徒，若录弟子有一千多人。敦煌学者刘明，十四岁时就学于救煌硕儒郭瑀门下。“眪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郭荷、郭调、刘明三人为师生关系，同为河西酒泉地区儒学传承发展的重要人物。
张掖东大山中有一名寺，叫东山寺。这寺建在山势豁然开阔之处，寺前绿树成荫，山花点染，曾是晋代学者郭荷的隐居之处。郭荷，晋秦州略阳郡（今甘肃秦安）人，《晋书》中称他：“明究群籍，特善史书。”郭荷出生在书礼世家，他的六世祖郭整在东汉时就很有名气，汉安帝到汉顺帝都屡次请他出来做官，并许以“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的优厚待遇。但郭整每次都执意拒绝，始终不就。从郭整到郭荷，六世均以经学致位。郭荷也像他的祖上一样淡泊仕途，不应州县之命，甘做山野布衣，便离开略阳故居，来到张掖隐居东山寺结庐讲学。从此张掖文风远播，地方教育事业大兴。前凉和平元年（354年），前凉王张祚闻郭荷名声，派遣使者“安车束帛”，征召他去做博士祭酒。使者的礼节十分周到。使者不容推脱，强拉郭荷至凉州。郭荷不愿做“ 博士祭酒”，凉王又改任他为太子友，就是给张祚的太子做家庭教师。不久，郭荷不适应这种生活，便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乞还。张祚见留不住他，只得应允，又以“安车蒲轮”送其回张掖。可见他对学者郭荷是敬重有加的。郭荷回到东山寺，仍隐居讲学，至84岁而终。
郭瑀是郭荷的高足，字元瑜，敦煌人。因慕郭荷学问渊博，道德高尚，专程到张掖师从郭荷求学。在郭荷门下，经过多年潜心学习，郭瑀成为“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的学者。老师仙逝后，郭瑀执弟子之礼，在老师墓旁搭起草屋守墓三年。之后到马蹄寺，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过着与世无争的简朴生活，各地慕名而来受业的弟子有千余人。郭瑀除讲学外，还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等著作。前凉王张天锡闻郭瑀的贤名，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派遣使者备以“蒲轮玄缥”之礼，前往征召。而郭瑀得到消息，则躲避起来，使者找不到郭瑀，扣押了他的门人。郭瑀知道后，叹道：“我是逃禄，并非逃罪，岂可累及门人!”于是见使者，前往凉州应召。其时适逢凉王母亲去世，忙于丧事，郭瑀进灵堂祭吊后，便又趁机回到临松山。后来前凉被前秦所灭，秦王苻坚又以蒲轮安车来征辟郭瑀到长安，郭瑀仍不肯前往。此后，凉州太守辛章又遭书生三百人前来临松薤谷受业，进一步扩展了郭瑀的教学规模。
刘眪师从郭瑀，曾隐居酒泉，潜心治学授徒，追随求学者多达500余人。李禺建立西凉始任为儒林祭酒等职。420年北京沮渠蒙逊灭西凉，更加器重刘眪，沮渠蒙逊称呼刘眪为“玄处先生”，在西苑专门为其修建富丽堂皇的“陆沉观”，请他在此教授学生，同时授予刘眪秘书郎等要职，负责撰写起居注。沮渠牧健即位后，更尊刘眪为国师，并配备了索敞和阴兴等为助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百姓东迁。朝廷久闻刘眪大名，拜授他为乐平王从事中郎。魏世祖下诏年纪七十岁以，上的乡老留在本乡，身边留一子奉养。刘眪当时年老，留身姑臧，一年多后，思乡返归，至凉州西四百里的韭谷窟染疾而终。北魏孝明帝也下诏：“晒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对刘眪大加标榜。刘眪在经学、 文学和史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成就，由刘眪注释和撰写的著作多达100余卷。刘眪的主要著述集中在史学方面，如《略记》、《凉书》、《敦煌实录》等，但都已佚散不存。另外刘眪注释的书籍包括《周易》、《韩非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史称刘丽的注“不涉训话，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刘眪的学术影响是深远的。
索敞与程骏深受刘两影响。索敞早年担任刘两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晒之业”凉州被平，进入北魏后仍以儒学见称，曾任中书博士，撰写了《丧服要记》、《名字论》等著作，而且“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可以说其秉承刘眪的学术传统直接为北魏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程骏曾直接师事刘眪，他性格“ 机敏好学，昼夜无倦”， 撰有《庆国颂》十六章、《得一颂》一篇，有无开馆授学尚待确证，但至少可以说他将师于刘眪的学术传统变成家学传统，据史载其子程公礼、其孙程畿皆“好学，颇有文才”。
总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的儒学发展呈现出师承关系，对北魏以及整个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儒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开启了儒风，带来了北魏文教和政治的新局面，进而把儒学风气引入文坛。
三、儒学师承影响下的文学活动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文史哲未分之时，河西作为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中心，曾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骚客名流，留下了一篇篇精美珍品、 传世佳作。无论就文人数量，还是作品质量而言，都居于北中国文坛之首。
（一）经史著作
地处西北边鄙的河西地域，由于地方割据政权的积极倡导，官学及文化世家仍尊奉儒学，认真传授儒学，精心研究儒学，此时的经史著述相当丰富。诸如十六国时期河陇学者郭璃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等。祁嘉专研《孝经》，写成 《二九神经》一书。宋纤更是倾毕生精力为《论语》作注，阚驷“博通经传”曾经给王郎所著《易传》作注，其著因功力深厚，广为学者推崇，后来成了“学者赖以通经”研究经书的重要著作，又在北京王沮渠蒙逊的支持下率三十文人整理古籍，典校经籍，刊定诸子，达三千余卷。此外著名学者刘眪也给《周易》等经典作注，这些都说明经学在河西地区中的重视程度。在这种研习经学的氛围下，文学观念上的崇儒倾向是必然之势了。正如《晋书•文苑传》云“夫文以成化，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论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