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 韩鹏

西周末期的公元前774年后，郑国自黄河中游的陕西华县一带，东迁黄河下游的开封“留”地。据战国公羊高所作《公羊传》记载：“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留”，便是西周末期的开封留邑，后称陈留，是郑国东迁最早的居住地；“郑”，为郑人自“留”邑后迁之地。

郑国的东迁，打破了黄河下游中原地区的安宁。它利用在东周王朝卿士（执政官）的有利地位，开始了抢占西周中原卫国、宋国、陈国、杞国等土地的小霸行径，频繁地与中原诸国发生战争。最终灭了郐国，逼迫宋国、杞国东迁，让陈国丧失北部“留”邑等地区。

其中，郑国占领了宋国微子启居住的启封和蓬泽等地，逼迫宋国向东部的杞国（今杞县）、邘国（今睢县）一带迁徙。清代藏书家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7》记载：“开封者，故宋微子启所封地，因以为名。避汉讳，改开封。”

由于宋国与陈国、郑国的争夺，使商周小国杞人整天生活在战乱之中，被迫于公元前740年前后，东迁到山东藤县淳于国等地。春秋时期的孔子《春秋·隐公四年》记载：“杞国本都雍丘县，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姒并之，迁都淳于。”《山东通志》也记载：“滕县东有杞王女城，杞王曾居之。”淳于原为夏时的斟国，牟楼就是禹的后裔东楼公的食邑地，东楼公被封于杞后，这里仍有他的后裔和姒姓之亲，他们与杞国是同宗同支。

杞国东迁后，在郑宋陈三国之间，出现了一个六邑空闲的地带。进而，引发了三国更加激烈的争夺。据春秋左丘明《左传·哀公十二年》记载：“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钖。子产与宋人有成，曰：’勿有是！’”“成”的含义，是郑国子产时期，与宋国达成“勿有是”的协议，搁置争夺，古人叫“成”。

东汉杜预解释“勿有是”的含义为：“俱弃之。”意思是，宋郑两国双方都放弃了对“隙地”六邑的领土主张。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

“留”邑，本是陈国的祖地。据说西周陈国陈胡公陈姓的得姓始祖是舜帝。舜帝居住、去世于陈留郡平丘县的鸣条苍梧山。战国思想家孟轲《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也许是陈国始终不愿意放弃陈留祖地的根本原因。

为规避郑国的争夺，陈胡公后被迫迁徙到株野(今河南柘城)建立陈国,以备三恪。后又被迫迁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建都。因此，陈留是宋国、陈国共同的先祖之地。

郑国衰弱之后，陈国一度重新占有“留”邑，故后人也称“留”邑为陈留。正象后人称居住启封的宋国微子启为微子开，被迫逐渐东迁杞国、邘国和商丘等地是一样的原因。

在郑国极力东迁，不断侵占中原古国地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允许外族迁入自己刚刚抢占土地，并长期居住的。只有杞国东迁后，让出六邑空闲的“勿有是”之地，才有为外祖流亡提供居住的可能。

因此，春秋时期的公元前494年，蔡国昭侯分迁时，一部分蔡氏后裔才在不愿意离开中原的情况下，被迫迁徙到了郑宋陈六邑之间空闲的圉地。

故东汉陈留圉县高阳乡人蔡邕，在《蔡中郎集·琅琊王传蔡朗碑》中记载：“君讳朗，字仲明，盖仓颉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国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齐鲁交争，强楚侵陵，昭侯徙于州来。公侯分迁，氏家于圉。奕叶载德，常历官尹，以逮于兹。”“仓颉之精胤”的仓颉，居住在春秋时期的阳武县高阳乡，即西汉陈留郡之地；“蔡”氏，是姬姓后稷、周文王的后裔，也指迁徙陈留“圉”的蔡叔度后裔。

东汉史学家、陈留人圈称《陈留风俗传》也记载：陈留为“旧陈地，苦楚之难，修干戈于境，以虞其患，故曰圉。”说明“圉”是陈国的旧地，也在郑宋陈三国争夺的六邑空闲之地，其位置在商周杞国之地，今为杞县圉镇、高阳乡之地。

因此，蔡邕也被东汉以居住地高阳乡而封为“高阳侯”。故蔡邕所作《让高阳乡侯章》记载：“制诏左中郎将蔡邕。今封邕陈留雍丘高阳乡侯，下印绶符策假限食五百户，岁五十万谷各米。臣稽首受诏，怔营喜惧，精魄播超，恍惚如梦，不敢自信。”可见，“陈留雍丘高阳乡侯”，是蔡邕自己亲自认可的故里。后人任何试图改变这一地理定位的观点，都会在东汉蔡邕自述面前成为无稽之谈，也显得无足轻重。

南朝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范晔《后汉书·蔡邕列传》也记载:“初平元年（190年），（邕）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又记载：“圉，故属淮阳。有高阳亭。”“淮阳”，春秋曾属陈国；“圉”，曾属于春秋陈国陈留、西汉淮阳国。

可见，东汉蔡邕故里，只有蔡邕本人认可的“陈留雍丘高阳乡”一地，是蔡邕出生的原发地。而东汉之后别处的蔡邕故里，不过是一种传承地，且可以有多地。这就是历史文化发源地与传承地之间的根本区别。

如果连东汉蔡邕自己认可的家乡故里，都可以被人随意加以否定了，那么，还有什么中国历史不敢加以否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