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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国”在黄河下游的发源与传承(三)

作者:开封市政协文史委研究员 韩鹏 李利

(接前篇)

(三)不窋氏曾任开封老丘、汤阴西河夏都“田正”。

大约到了夏王启时期,后稷仍担任夏朝田正、农师之官。到了夏王太康时期,后稷去世。夏王中康、相时期,后羿、寒篡夺夏朝王位,“田正”职位不见史书记载。夏王少康复国,后稷氏族之子不窋继承夏朝“田正”“农师”官职,不窋氏族成为促进夏杼王朝在开封王都“老丘”中兴的重要人物。

故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51]这里的“后稷”“不窋”均应指周人氏族的领袖,时间大致在少康复国之后。这时,不窋氏虽仍担负“田正”官职,但“后稷”氏族之名已不见史典中使用。

夏代王杼六世王都在开封古陈留时期,不窋氏族一直担任夏朝“田正”“农师”的官职,约占整个夏朝的一半时间。之后,夏廑接替了夏王扃的王位,当年便自开封古陈留夏朝六世王都“老丘”,迁到了新都“西河”,今为河南汤阴县城东菜园镇西河村一带。此后,夏朝也开始逐渐进入衰败时期。

据出自战国魏国大梁的《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记载:“帝廑(一名胤甲),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52]“西河”,是夏王廑、孔甲、皋、发时期的四世王都所在地,也是春秋末期孔子的学生、“河东公”子夏在“西河设教”之地,而不是后来黄河中游的晋国“西河”之地。

虽然,这次迁都的争议很大,甚至有人预言:无故迁都是不祥的信号,会导致夏朝多灾多难,但是,夏王廑依然不顾,最终遗弃了建立约200多年的开封古陈留故都“老丘”。田正官不窋氏,也不得不跟随夏王廑迁徙到了西河,继续任田正、农师官职。

果然,夏王廑迁都“西河”以后,各种自然灾害频频降临。据出自战国魏国大梁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廑即位,居西河。天有妖孽,十日并出。”[53]说明夏王廑自迁都西河以后,就遇上历史上少见的大旱,许多禾苗都被晒死,一些河道里的水都干枯了,每天烈日当头。于是,古人就用十个太阳轮流出来烘烤大地,来表示天降夭孽,危害人间的情况。

其实,“十日并出”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但它象征着帝王无道,必将酿成天灾人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逐渐尖锐。

这一时期,跟随夏王廑迁徙“帝丘”的诸侯昆吾氏,开始离开夏都“西河”王畿一带,向南部的许地(今河南许昌)迁徙。昆吾氏一族是颛顼的己姓后代,是夏王朝势力比较强大的诸侯之一,也是夏后氏的重要同盟军。昆吾氏的迁离,是夏王朝衰落的重要标志。

夏王廑称王8年后(一说21年)病世,史书上也称“夏后廑”等,谥号“帝廑”。夏王廑去世后,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继承王位。

当孔甲继承王位后,立即举行大型的求雨祭祀活动。几天之后天空中下起倾盆大雨,旱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百姓生活也开始恢复正常。于是孔甲在百姓中越来越有威信。孔甲也自恃有天神的保佑而胡作非为,尤其对鬼神深信不疑,不问国政,放弃对农业种植的管理。经常带着随从出去狩猎,放鹰逐犬,大臣虽有不满也不敢提出。

孔甲还改变了夏礼中祭祀祖宗的传统,开始着重恭顺天帝,不问国计民生,信奉鬼神,以往的史典多予以负面评价。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54]说明由于夏王孔甲的政德衰败,与诸侯之间关系也十分紧张,背心叛离的事件也开始增加。

据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周语下》记载:“谚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55]“四世而陨”,是指自孔甲、皋、发、履癸(夏桀),四世后的夏桀被商汤在“鸣条之战”中灭亡。清朝著名辨伪学者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后。”[56]这便是夏王孔甲(不是太康)时期,不窋自黄河下游夏都“西河”弃官逃离的重要依据。

在夏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势下,以不窋为代表的周族,已经无法在河南汤阴夏都“西河”继续履行“田正”官职。加上兵火战乱频繁,也无法从事正常地农业生产活动。为了保证族群的生息和繁衍,维持周族的农业生产优势,不窋象昆吾氏、刘累背弃夏都“西河”一样,毅然率领族众逆河而上,向中原的西北之地逃奔、迁徙,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终于摆脱了没落的夏朝统治,由此进入了周人发展的新时期。

(四)不窋率领氏族自黄河下游迁徙甘肃戎狄之地。

不窋一行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远离黄河下游夏朝统治地的戎狄地区。他带领中原周氏部族改地穴式居住为窑洞,重农耕,种庄稼,提倡猪、牛、鸡养殖,植树种花,为戎狄地区早期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此,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57]这段史料,既说明了不窋与夏朝之间君臣关系,也说明了不窋失去田正官职,逃奔于戎狄之间的社会政治原因。“戎”居中原的西方,“狄”居中原的北方,“戎狄之间”正在中原的西北地区。

为保证周氏部落不受当地戎狄人的侵犯,他经详细勘察,修建了不窋城,成为戎狄地区周氏姬姓部族最早的居住地,今为甘肃庆城县城东南3里处。不窋的壮举,为此后鞠、公刘、庆节时期戎狄之地文化、农耕、建筑、养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裔周太王率领部分周氏部族,自幽地渡过漆水和沮水,经梁山到达岐山,安居乐业,迅速崛起,建立西伯国,以及周武王时期发起“牧野之战”,回归中原提供了可能。

因此,可以说甘肃庆城、陕西岐山,都是中原周氏姬姓部族西迁戎狄地区之后的隆兴之地,也都是中原西部地区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从不窋西迁戎狄地区后,世系传承关系的大致为:

不窋——鞠——公刘(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姬隃)——公非(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姬类)-——古公亶父(姬亶,即周太王)——季历(姬历,也称王季,姬亶第三子)——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朝开国君主)。

从中原、中国华夏文明发源和传承的历史而言,类似不窋一样自中原王朝外迁的氏族,决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它是华夏民族在“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得中原者得天下”理念指引下,进行“逐鹿中原”的创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事件,也是华夏民族由上古时期黄河下游的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发展成为大中土、大九州、大中原、大中国经历的必然阶段和过程。自中原西迁的周人部族,始终秉持“抱一守中”的文化理念,最终以“求中、得中、归中、执中”的结果,通过“牧野之战”,灭商兴周,实现了以洛邑为“天地之中”和周人“东都”的世代梦想。

四、周人在戎狄之地建立西伯国后回归中原之地。

古人认为,自周人始祖后稷至周文王等十余代人,都曾担任过西周国、或西伯国的氏族领袖。周人也认为,后稷是他们的始祖,并把他尊为“农神”,西周建立后的农官之长也以“后稷”命名。从后稷到到文王之间,《史记·周本纪》、《世本》等史典记载共有十五代,而《汉书》记载有十八代。这其中“后稷”、“不窋”的个人名称与氏族名称之间,已很难分辨。相比之下,作为氏族的“西周”或“西伯”要比作为个人的“西周”或“西伯”历经的历史要长一些,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论证。

(一)周太王长子吴太伯东迁黄河下游“西王母山”。

自黄河下游迁徙“戎狄之地”的周人,虽然后来继承了中原的“西周国”,或“西伯国”名称,但始终有着回归中原祖根的世代梦想。这一梦想,在周文王传给周武王《清华简·保训》“求中、得中、归中、执中”[58]的遗嘱内,得到了充分体现。它是自周太王时期开始谋略中原,通过安排长子吴太伯、次子仲雍潜回黄河下游商都王畿地区,建立与夏商周时期中原母系婚姻关系,发展亲周反商势力,通过里应外合的方法,最终图谋取代中原殷商王朝战略的关键环节和必然结果。

关于周太王时期,长子吴太伯、次子仲雍的去向问题,一直被中国史学家所困惑,或奔荆楚,或入东吴,不一而论。而吴太伯兄弟二人的真正去向,却是落脚在尧、舜、禹时期先祖后稷、不窋的故土,即黄河下游的“不周山”“西周国”之地,是周人回归中原故土的先行者。

战国时期魏国大梁的西部,有一个著名的大泽“圃田”,也称“甫田”“天田”。自上古时期到西周末期,这里都是天子、天王狩猎的“玄圃”“县圃”“平圃”“原圃”之地。据先秦古籍《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西晋经学家郭璞注释:平圃“即玄圃也”[59]。“平圃”“玄圃”,既是后稷、周穆王曾经会见“西王母”的“昆仑山”“舂山”“槐江之山”之地,也是西周太王亶父的元(长)子吴太伯最早回归黄河下游的河南原阳、延津之地。

尧帝时期,后稷也曾作为使者,在“昆仑山”“舂山”“槐江之山”一带会见过西王母。对此,西汉梁国人、易学家焦延寿在《焦氏易林·卷一坤之第二》中记载:“稷为尧使,见西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嘉子。”又在《焦氏易林·卷三明夷之第三十六》中记载:“萃: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喜子,长乐富有。”[60]两处文字的意思,都是后稷作为尧帝的使者,谒见西王母神,拜请百福临门,赐后稷以嘉子。

这说明古人求子、求福,需要祈求上古时期居住昆仑山西北部母系氏族的酋长西王母。因为西王母是生育万物的创世女神,也是被民间奉为婚姻、生育的女神“高媒”。

同时也说明,尧帝、后稷与西王母均居住黄河下游的昆仑山,并且与后稷、台玺、叔均的“西周国”“不周山”在同一地区。

由此可见,后稷初期将“西周国”氏族酋长的职责,交给弟弟台玺和侄子叔均管理,也是对后稷早期未育不窋、无子传承,特去祈求西王母“赐子”的一种解释或印证。

  • 太伯所奔吴(虞)与西王母之山、燕姞国同地。

西王母,也称“金母”。据唐末五代时期高道、前蜀人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记载:“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61]。受古人尊崇的西王母,居住在“墉城”,与河南新乡、延津一带的“西周国”同在一地。故《<墉城集仙录>序》还记载:“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62]。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记载:“鄘城在新乡县西三十三里,古鄘国也。” [63]《新乡县志》也记载:“鄘国都城位于现新乡县大家店(代店、店后营)村周围。”[64]

此地正与东部的后稷姞妃“西伯国”,即河南原阳、延津“不周山”“姞燕国”,有一河之隔,古称“河东”。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后稷纳姞氏,生不窋。”[65]此处的“后稷”,当为继承中原“西周国”周人氏族名号的姬弃,姬弃被后人尊称为“后稷”,并将“后稷”氏族名号一直传承到夏王太康失国时期。

西周王朝的五世王穆天子姬满,也曾回归中原“东土”,在母亲房后娘家房国的北部一带,会见“西王母”。房国与穆天子先祖、尧帝的使节后稷会见西王母的“槐江之山”、“平圃”同地。据出土于晋代汲郡(今河南卫辉)魏王墓、编撰于战国魏国大梁(今开封)的《穆天子传·卷三》记载:“吉日甲子,(穆)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66]。“西王母之山”,就是《山海经·中山经》、《穆天子传》记载的昆仑山“弇山”“燕然之山”“舂山”“槐山”“槐江之山”“平(县)圃”等。

据战国大梁《穆天子传·卷二》记载:“曰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67]“东吴”,是与大王亶父“西土”“西伯”相对应的“东土”“东虞”之地,也是商都“朝歌”王畿所在的“中央”“中国”之地;“赤乌氏”,可理解为“赤吴氏”、或“吴氏”“虞氏”。

故西汉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68]。周“武王克殷”的“中国”,本在黄河下游、西河流域的“牧野”“朝歌”,即河南新乡、延津一带,也与昆仑山、不周山、西周国、燕姞国同地。商末周初所封太伯的“虞”、“吴”之地,同样应在黄河下游、河济之间的商都王畿附近,不可能在周成王时期所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所建立的“楚国”,所谓“太(泰)伯奔楚”之说难以成立,或对“楚”字另有解读。而“太(泰)伯奔吴”之“吴”,本在黄河下游的中原之地,也是西周初期周武王九弟康叔受封的“东土”卫国之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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