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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文化与“大同”世界观(二)

作者:开封·韩鹏

(接前篇)

(五)太极“和合”的发展观中没有终极社会形态。

太极“和合”世界观告诉我们,只要自然、人类社会存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升的过程和新目标就永无止境。

那种试图一劳永逸地建成人类最美好社会形态的思想观念,不仅背离了华夏民族太极“和合”之“道”的自然规律,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还是导致社会极“左”、极“右”思想和行为反复出现的根源。

太极“和合”世界观的本质,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遵循着事物内部不同要素共处一体、此消彼长的状态下,由低级向高级、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发展规律。由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只有通过“和合共处”的方式才能实现“和平发展”,创造出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发展的方向,则由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共同作用结果来决定。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言,没有停滞、静态、绝对的“最终社会”和“最终目标”。“最终社会”和“最终目标”的提法,不符合华夏民族太极“和合”世界观,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不过是社会空想主义在新形势下复活和运用而已。而物理学中存在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法则,正是自然、人类社会发展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否定之否定”法则的不同表现形式。只是相比于事物分合、合分之前的状态,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新形式,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罢了。

因此,当人们回顾社会历史发展和历史人物作用时,往往会留下许多遗憾。这种“遗憾”的出现带有必然性,正是人们站在事物发展新阶段和新高度,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反思。

可见,任何社会形态内部,都会在一定发展阶段出现“同化”与“异化”相互转化、不断提升的现象,“异化”是“同化”的新起点,“同化”是“异化”的新归宿。这是由太极“和合”之“道”、马克思“否定之否定”规律所决定的。承认它如此,不承认它也是如此,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太极“和合”的世界观,在古代华夏民族的哲学思想中同样具有历史传承性。据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1]大意是说:“和合”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而“同一”是不能连续、不断、永远生存的。把事物许多不同要素结合一起,使它们创造出新的平衡、新的事物,称做“和合”。所以,它能够使事物不断成长、丰茂、兴盛起来。 

如果以事物相同的要素结合一起,便会出现同性相斥、自我消耗而难以“和合”为继了。所以,三皇五帝时期用太极五行之“土”,和“金、木、水、火”不同物质加以“和合”的方式,来解释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古人得出结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以,古人倡导“求同存异”的社会环境和社交氛围,也是对太极“和合”世界观的认同和尊重。但这种“同”,不是绝对的“同”,而是“大同小异”的“同”。太极“和合”世界观,是古人建设昆仑山“中国”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

可见,上古时期华夏民族的太极“和合”世界观,本身就包含着事物共同体内部的对立与统一。“和合”是指事物矛盾多样性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讲,事物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必然包含着多样性的矛盾。所以,“和合”是新事物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自然、人类社会、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和载体。

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不仅创造了太极“和合”世界观,还用太极“和合”世界观教化华夏先民,指导氏族邦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郑语》认为:帝喾、帝尧时期的商人始祖阏伯,即“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2]意思是说,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不同的人伦“五教”,加以“和合”,实施于社会教化之中,使百姓精神有寄托,生活有着落,过上了“安身立命”的安宁日子。

这进一步表明,太极“和合”倡导和坚持事物内部多样性相统一的世界观、道德观。不仅突出了事物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同要素组成的融合作用,强调了矛盾在事物命运共同体内部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而且也把“和合”作为事物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同要素之间融合,作为理想的组织结构和存在形式。

周朝、秦汉时期,这种理念受到当时各派哲学家、思想家、经学家的普遍推崇和重视。据汉代儒学家韩婴《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天施地化,阴阳和合。”[3]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也记载:“施教导民,上下和合。”[4]而“太极”之“道”的形成,便是“阴阳和合”“上(天)下(地)和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人用以“天施地化”,教化华夏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 

由此来看,太极“和合”的世界观,自古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广泛而深入地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指导和育化着华夏民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是华夏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二、太极“和合”世界观与春秋道、儒文化传承。

三皇时期,伏羲创造的太极“和合”世界观,经过五帝和夏商时期之后,在周代得到了新的发展和传承。

(一)老子、孔子传承太极“和合”世界观。

春秋时期老子创建的《道德经·三十二章》认为:“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5]文中“天地相合”,也指“阴阳和合”的载体“太极”“道一”。大意是讲,天地阴阳二气相互“和合”于“太极”之时,天下太平的瑞征“甘露”不求而降,自然而均匀地落到人世间。

孔子创立的儒学文化,也是对殷代“和合”世界观及礼乐文明的一种传承,并创造了具有“和合”世界观内涵的“中庸”文化观。儒学“中庸”之“中”,在天地、阴阳“和合”的“太极”“中央”之位,故“太极”之位就是“中央”,即“中”;“中庸”之“庸”,具有平常、平庸之意,也是天地、阴阳“和合”的一种平和、太平状态,即“太极”状态。所以,“中庸”文化观体现的本质也是太极“和合”世界观。

儒学“中庸”文化既是对太极“和合”世界观的传承,同时也代表太极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强调以太极“正道”的“中正”方位,与外在“节气”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合”之“庸”,即天下太平的结果。“中庸”的基本原则是“太极”“和合”“中正”“大道”;其外在表现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的目标是“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

“中常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其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性人格,达到至仁、至善、至诚、至诚、至明、合外内之“道一”的君子,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的“太平合和”境界。

所以,“中庸之道”,便是“太平和合”之“道”。纵观华夏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一直遵循太极“负阴抱阳,冲气求和”的规律生存、繁衍和发展。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坚守太极“中正”、太平“和合”哲学观的“大道”“正道”。

 对于“正道”,古人认为就是“中正”,即“得当”“得中”“得正”之位。周代《周易·离》记载:“柔丽乎中正。”[6]著名古文字学家高亨注释:“象人有柔和之德,附丽于正道。”[7]它处于不偏、不倚、不易的太极之位,以实现“天地人合一”“天地人之中”的“大同”世界愿景为追求目标。

由此观之,“大同”世界,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太极“和合”世界,或称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太平盛世的“和谐”社会,或许要比追求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形态之说,更具有自然、唯物和辩证哲理,更符合华夏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太极“和合”世界观古今传承不绝。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华夏历史文明的本质,便是太极“和合”世界观。三皇五帝创建的昆仑山“中央之国”(简称中国),就是在太极“和合”世界观指导下,华夏先民不断实践、开创的人文成果。自然、人类社会和万事万物,惟有通过不断求同存异的“和合”磨炼,推陈创新,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国文化如此源远流长,开拓创新,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深层次原因。

太极“和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造就了华夏民族的“和合”,即“中合”文化特色,建国称“中央之国”,建都称“昆仑山地中”,居住在“中央、中土”,称帝为“中央帝”,道教讲“天地之中”,儒教讲“中正、中庸”等等,虽逾数千年风云变幻而更加穆然深厚、灿烂辉煌。

即使到了现代中国的“文革”时期,以太极“和合”世界观为突出代表的“中庸”文化,虽曾一度受到空前的大批判,却仍然在批判者思想深处留下了无法泯灭的印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批判者,仍然把毛泽东的思想、路线视作“中庸”“中正”之位正确的标志,来对党内外左、右倾思想、路线进行甄别和批判。

比如,“文革”时期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当作介于极“左”和极“右”机会主义路线之“中”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来加以维护、捍卫和宣传。如1969年4月1日,林彪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8]这一时期认定,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的。这表明,介于“左”、右倾机会主义中间的“中庸”思想和路线,才是正确的思想和路线。

再如,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曾有一句名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在这里,我们不对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或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左”或“右”的问题妄加评论,但就防止“左”“右”而守“中”的文化观念而言,仍然是对太极“和合”世界观以及孔子“中庸”思想的潜移默化和继承。

这表明,拒“左右”而“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早已成为中国人世代相承的文脉,虽历尽浩劫却无法割裂。对此,春秋时期著名哲学家老子《道德经》指出:“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0]“守中”,就是坚持太极“和合”世界观和大道“中正”“中庸”文化观。尽管现代的人们,对于太极“和合”世界观和“中庸”文化观已知之甚少,但在思想深处却早已被这些观念潜移默化,深深融入潜意识之中。

据战国初期孔子之孙孔伋《中庸》记载:“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礼记·中庸》认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12]这说明“中庸”文化,既是对太极“中和”“和合”世界观的理论阐述,也是人类社会在现实中对太极“中和”“和合”世界观的实践运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太极“和合”的产物,惟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源远流长,充满活力。(待续)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著 张永祥 译注:《国语》,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

[2](春秋)左丘明著 张永祥 译注:《国语》,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

[3] (汉)韩婴:《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12月1日版。

[4](汉)司马迁 撰 (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 (唐)张守节 正义 顾颉刚 领衔点校 赵生群 主持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8月1日版。

[5](东周)老聃 撰(西汉)河上公 注 马连 点校《道德真经注》,学苑出版社,2014年1月1日版。

[6](上古) 伏羲 (商) 周文王 (春秋) 孔子 凌永放:《周易》,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7月1日版。

[7]高亨:《高亨学术集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人民日报》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71年7月1日。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0](东周)老聃 撰(西汉)河上公 注 马连 点校《道德真经注》,学苑出版社,2014年1月1日版。

[11](春秋)孔伋:《中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1年1月1日版。

[12](汉)郑玄 注(唐)孔颖达 正义 吕友仁 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月版。

以上文章由作者提供,不代表国学百科网意见,仅供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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