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接前篇）
（三）太极“和合”世界观是“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
太极“和合”，也称“阴阳和合”“天地和合”、或“天地人和合”。“和合”的方位，在天地、阴阳交合的太极之地。
“太极”在天，为天之中，是指紫薇垣中的“太极星”，也称“太一星”“北极星”“天帝星”“天皇星”,等等；
“太极”在地，为地之中，是指昆仑山中的“太极山”，也称“太一山”“太（泰）山”“太岳台”“伏羲山”等等；
“太极”在人，为人之中，是指居住昆仑山的“伏羲”，也称“宓羲”“庖牺”“伏戏”“皇羲”“太昊”“天皇”等等。
古人把伏羲当作开天辟地的盘古，当作肇始八卦文明，即河图洛书的始祖，也是首创太极文化，掌握天、地、人运行规律的“天一”“地一”“帝一”和“道一”，本意是指天、地、人文化由“无极（0）”到“太极（一）”开始的原点。“太极（一）”再发展成为“阴阳”“天地”“日月”两仪，进而衍生出“日月星”、“天地人”三才，为居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方位。也指居住、建都在“天地人合一”之位天皇伏羲、地皇女娲、人皇炎帝。
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三者“合一”称“天地人之中”，代表着天皇伏羲在“天象、地形、人事”方面具有“中”的神圣正位，即“太极”之位。“天地人合一”，是指华夏民族天（皇）、地（皇）、人（皇）原始文明的起点于“一”，即“太极”“伏羲”。在太极八卦和节气文化中，“一”代表“混沌”“元旦”“冬至”“太阴”“北极”方位，是一年之始、阴降阳升、彼此交替、孕育万物生成的节气。这也是大自然、天地、日月、阴阳运行规律，在地球上的客观反映，而地球上万事、万物的生成，均要受到这种运行规律的制约。
由此，华夏民族通过观测天地、日月、节气运行规律，形成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太极阴阳“和合”世界观，用以指导华夏先民的生活、劳作和繁衍。这就是伏羲肇始太极八卦的文化意义和作用。
由于人类是天地自然界的产物，其生存环境、道德观念等必然受到天地自然规律的极大影响和制约。因此，人类也从不同方面印证着天地自然规律的存在，形成了在“天地人之中”方位体现和传承“天地人合一”道德观的人文理念。这种理念的形成，是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反映和遵循大自然以及天地运行规律的结果。
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或发展到何等程度，生活在大自然天地之间的人类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摆脱它、违背它，而只有顺应它、效法它。这是人类世界观形成的基础，也是人类道德观形成的依据。上古时期和古代阴阳家、道学家、易学家、儒学家、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等等，无不以这种世界观和道德观来认识客观世界，把握客观规律，指导或管理社会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而大自然、天地之间、太极内部阴阳两仪的此消彼长、不断变化，正是人类社会效法大自然、天地、太极之“道”运行规律，形成“和合”世界观、建立“大同”社会的客观依据。
这些规律虽无法由人类极左、极右的主观愿望所改变，却可以运用太极“和合”世界观和“中庸”文化观来把握它、适应它。
三、太极“和合”世界观的社会意义。
人类是具有思想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思想的形成，则是受大自然规律、社会实践、伦理道德、人文理念感知、育化的结果。太极“和合”世界观产生和传承的历史，也是华夏民族不断受到这些思想感知、育化的过程和结果。
研究这一历史过程，给我们带了以下启迪：
（一）太极“和合”社会是各种矛盾组成的命运共同体。
无论自然、人类社会形态中，任何大一统的组织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存在自我异化的现象。这是由客观世界以及事物内部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所决定的，也是推动自然、人类社会崭新形态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应该站在太极“和合”世界观和唯物辩证哲学观的高度，客观看待这种矛盾和异化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善于把握矛盾和异化现象的特点和规律，因势利导地加以应对，使之有利于向事物积极、进步、提升的方向转变。
（二）太极“和合”世界观具有顺势而为的运行规律。
对于自然、人类社会形态内部发生的矛盾和异化现象，要用太极“和合”、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正确加以认识，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方向顺势而为，推动事物矛盾和异化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和发展。事物发展内部的矛盾，一般不宜采取主观压制和外力强制的手段解决，也不宜人为地改变矛盾和异化的正常进程。不然，事物发展过程可能会出现反复、或出现更大的反弹，更不利于事物向积极、进步、提升的方向转变。
（三）太极“和合”世界观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雅量。
任何人类社会形态内部，都存在一个太极阴阳“和合”“同”转“异”的孕育、生成过程，这是社会发展、进步、提升的内在动力和必经之路。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会有一成不变的终极社会形态，或一成不变的终极意识形态。相反，必定会有发展、进步、提升的崭新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产生，会有顺应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思想、新方法、新道德、新制度推陈出新。采取极左冒进的行为，强制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转化的做法，欲速则不达，甚至可能出现大倒退的局面；而采取极右消极的行为，否定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转化的做法，被动无为，甚至可能丧失有利的发展时机，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所以，极左或极右两种方式，均非太极“和合”之“大道”。
而真正的“大道”，便是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之“道”。汉代戴圣《礼记·礼运·大同篇》开篇立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道德操守和崇高精神所在，无愧于人类社会文化主脉、正源、根本的历史担当。
（四）太极“和合”是“小康”、“大同”社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是由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是，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却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也是一个随之发展的动态过程。两者始终处于“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调整过程中。没有终止，没有最好，适应、或比较适应就好。“适应”，也就是华夏先民所追求的太极“和合”，即“适中”“中庸”“和谐”理念。
有什么水平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水平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就有什么水平的社会形态。因此，古人理想中的“小康”“大同”社会，也是与生产力、经济基础水平相适应的“小康”“大同”社会。并不因为当时生产力、经济基础水平低下，就无法实现“小康”“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
可见，“小康”“大同”社会形态也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最终的、僵化的社会形态。因此，古人也不用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甚至经济收入的多少，作为规划和认定“小康”“大同”社会形态的标准。所以，汉代戴圣《礼记·礼运》记载孔子的“大同”社会中，没有“小康”“大同”社会的具体经济标准；记载的“小康”社会中，同样没有“小康”“大同”社会的具体经济标准。
据戴圣《礼记·礼运》记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 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2]
大意是说，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这表明古人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力、经济基础水平，只要社会形态符合太极“和合”理念，社会和谐、人民安宁、丰衣足食、各得其所、国泰民安，都可以称作“小康”社会、或“大同”社会。
由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是动态的，“小康”“大同”社会发展也是动态的。仅仅用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水平来规划和认定“小康”“大同”社会的标准和做法，不完全符合太极“和合”“大同”世界观的理念，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实际。用这种静止、停滞和绝对的标准来规划、认定的“小康”“大同”社会，必定是一个静止、停滞和绝对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也是违背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之“道”，即科学发展观和客观规律的，是僵化的、终极的社会形态。
发掘和研究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之“道”，对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理解华夏历史文明和太极“和合”世界观的丰富内涵，促进中国哲学理论的提升和崭新的社会形态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参照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就不能背离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客观规律，因为这是华夏民族“固有”的、“根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完）
参考文献：
[1]（汉）戴圣 著 陈澔 译:《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
[2]（汉）戴圣 著 陈澔 译:《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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