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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文化与“大同”世界观(三)

作者:开封·韩鹏

(接前篇)

(三)太极“和合”世界观是“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

太极“和合”,也称“阴阳和合”“天地和合”、或“天地人和合”。“和合”的方位,在天地、阴阳交合的太极之地。

“太极”在天,为天之中,是指紫薇垣中的“太极星”,也称“太一星”“北极星”“天帝星”“天皇星”,等等;

“太极”在地,为地之中,是指昆仑山中的“太极山”,也称“太一山”“太(泰)山”“太岳台”“伏羲山”等等;

“太极”在人,为人之中,是指居住昆仑山的“伏羲”,也称“宓羲”“庖牺”“伏戏”“皇羲”“太昊”“天皇”等等。

古人把伏羲当作开天辟地的盘古,当作肇始八卦文明,即河图洛书的始祖,也是首创太极文化,掌握天、地、人运行规律的“天一”“地一”“帝一”和“道一”,本意是指天、地、人文化由“无极(0)”到“太极(一)”开始的原点。“太极(一)”再发展成为“阴阳”“天地”“日月”两仪,进而衍生出“日月星”、“天地人”三才,为居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方位。也指居住、建都在“天地人合一”之位天皇伏羲、地皇女娲、人皇炎帝。

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三者“合一”称“天地人之中”,代表着天皇伏羲在“天象、地形、人事”方面具有“中”的神圣正位,即“太极”之位。“天地人合一”,是指华夏民族天(皇)、地(皇)、人(皇)原始文明的起点于“一”,即“太极”“伏羲”。在太极八卦和节气文化中,“一”代表“混沌”“元旦”“冬至”“太阴”“北极”方位,是一年之始、阴降阳升、彼此交替、孕育万物生成的节气。这也是大自然、天地、日月、阴阳运行规律,在地球上的客观反映,而地球上万事、万物的生成,均要受到这种运行规律的制约。

由此,华夏民族通过观测天地、日月、节气运行规律,形成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太极阴阳“和合”世界观,用以指导华夏先民的生活、劳作和繁衍。这就是伏羲肇始太极八卦的文化意义和作用。

由于人类是天地自然界的产物,其生存环境、道德观念等必然受到天地自然规律的极大影响和制约。因此,人类也从不同方面印证着天地自然规律的存在,形成了在“天地人之中”方位体现和传承“天地人合一”道德观的人文理念。这种理念的形成,是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反映和遵循大自然以及天地运行规律的结果。

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或发展到何等程度,生活在大自然天地之间的人类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摆脱它、违背它,而只有顺应它、效法它。这是人类世界观形成的基础,也是人类道德观形成的依据。上古时期和古代阴阳家、道学家、易学家、儒学家、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等等,无不以这种世界观和道德观来认识客观世界,把握客观规律,指导或管理社会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而大自然、天地之间、太极内部阴阳两仪的此消彼长、不断变化,正是人类社会效法大自然、天地、太极之“道”运行规律,形成“和合”世界观、建立“大同”社会的客观依据。

 这些规律虽无法由人类极左、极右的主观愿望所改变,却可以运用太极“和合”世界观和“中庸”文化观来把握它、适应它。

三、太极“和合”世界观的社会意义。

人类是具有思想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思想的形成,则是受大自然规律、社会实践、伦理道德、人文理念感知、育化的结果。太极“和合”世界观产生和传承的历史,也是华夏民族不断受到这些思想感知、育化的过程和结果。

研究这一历史过程,给我们带了以下启迪:

(一)太极“和合”社会是各种矛盾组成的命运共同体。

无论自然、人类社会形态中,任何大一统的组织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存在自我异化的现象。这是由客观世界以及事物内部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所决定的,也是推动自然、人类社会崭新形态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应该站在太极“和合”世界观和唯物辩证哲学观的高度,客观看待这种矛盾和异化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善于把握矛盾和异化现象的特点和规律,因势利导地加以应对,使之有利于向事物积极、进步、提升的方向转变。

(二)太极“和合”世界观具有顺势而为的运行规律。

对于自然、人类社会形态内部发生的矛盾和异化现象,要用太极“和合”、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正确加以认识,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方向顺势而为,推动事物矛盾和异化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和发展。事物发展内部的矛盾,一般不宜采取主观压制和外力强制的手段解决,也不宜人为地改变矛盾和异化的正常进程。不然,事物发展过程可能会出现反复、或出现更大的反弹,更不利于事物向积极、进步、提升的方向转变。

(三)太极“和合”世界观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雅量。

任何人类社会形态内部,都存在一个太极阴阳“和合”“同”转“异”的孕育、生成过程,这是社会发展、进步、提升的内在动力和必经之路。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会有一成不变的终极社会形态,或一成不变的终极意识形态。相反,必定会有发展、进步、提升的崭新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产生,会有顺应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思想、新方法、新道德、新制度推陈出新。采取极左冒进的行为,强制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转化的做法,欲速则不达,甚至可能出现大倒退的局面;而采取极右消极的行为,否定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转化的做法,被动无为,甚至可能丧失有利的发展时机,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所以,极左或极右两种方式,均非太极“和合”之“大道”。

   而真正的“大道”,便是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之“道”。汉代戴圣《礼记·礼运·大同篇》开篇立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道德操守和崇高精神所在,无愧于人类社会文化主脉、正源、根本的历史担当。

(四)太极“和合”是“小康”、“大同”社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是由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是,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却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也是一个随之发展的动态过程。两者始终处于“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调整过程中。没有终止,没有最好,适应、或比较适应就好。“适应”,也就是华夏先民所追求的太极“和合”,即“适中”“中庸”“和谐”理念。

有什么水平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水平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就有什么水平的社会形态。因此,古人理想中的“小康”“大同”社会,也是与生产力、经济基础水平相适应的“小康”“大同”社会。并不因为当时生产力、经济基础水平低下,就无法实现“小康”“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

可见,“小康”“大同”社会形态也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最终的、僵化的社会形态。因此,古人也不用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甚至经济收入的多少,作为规划和认定“小康”“大同”社会形态的标准。所以,汉代戴圣《礼记·礼运》记载孔子的“大同”社会中,没有“小康”“大同”社会的具体经济标准;记载的“小康”社会中,同样没有“小康”“大同”社会的具体经济标准。

据戴圣《礼记·礼运》记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 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2]

大意是说,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这表明古人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力、经济基础水平,只要社会形态符合太极“和合”理念,社会和谐、人民安宁、丰衣足食、各得其所、国泰民安,都可以称作“小康”社会、或“大同”社会。

由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是动态的,“小康”“大同”社会发展也是动态的。仅仅用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水平来规划和认定“小康”“大同”社会的标准和做法,不完全符合太极“和合”“大同”世界观的理念,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实际。用这种静止、停滞和绝对的标准来规划、认定的“小康”“大同”社会,必定是一个静止、停滞和绝对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也是违背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之“道”,即科学发展观和客观规律的,是僵化的、终极的社会形态。

发掘和研究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之“道”,对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理解华夏历史文明和太极“和合”世界观的丰富内涵,促进中国哲学理论的提升和崭新的社会形态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参照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就不能背离太极“和合”和世界“大同”客观规律,因为这是华夏民族“固有”的、“根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完)

参考文献:

[1](汉)戴圣 著 陈澔 译:《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

[2](汉)戴圣 著 陈澔 译:《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

以上文章由作者提供,不代表国学百科网意见,仅供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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