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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信仰纠葛中的“孔圣问题”

——读《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来源:《孔子文化》第25期

作者:杨雲荃

1926年10月3日,即旧历8月27日,是传统认为的孔子诞辰。厦门大学举行隆重庆典,时为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的顾颉刚在校长林文庆之后作了题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演讲。林文庆演讲的题目为《孔子学说是否有用于今日》。林先生是在新加坡长大的中国人,从小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教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毕业,1921年受陈嘉庚之托,出掌厦门大学,前后达16年之久。林文庆热爱中国传统,这里演讲的具体内容已经不易找到,但推其意应该也是对儒家文化作正面的阐发。而顾颉刚的演讲正与林文庆相反:“林校长所讲注重应用,重应用者必重好坏,其目的在止于至善。吾辈研究历史者注重证据,重证据者必重然否,其目的在止于至真。”(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

孔子思想学说及其在当时地位与对后世影响,是近代以来的大问题。也是古史辨运动中仅次于古帝王传说系统问题的第二大问题,讨论文章主要收录在《古史辨》第二册中编。然而顾颉刚对此问题的关注,及其解决思路的形成早在此前。1921年1月25日, 顾颉刚致胡适《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

“我又想起,若是我将来能够做孔子的史,我决计拿时代来同他分析开来:凡是那一时代装点上去的,便唤做那一时代的孔子。例如战国的孔子便可根据了《易传》《礼记》等去做;汉代的孔子便可根据了《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纬书等去做。至于孔子的本身,拆开了各代的装点,看还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就不必同他本身做史。”(顾颉刚:《古史辨》 第一册)已经有了运用“古史层累说”的理论来研究孔子的设想。

顾颉刚的演讲整理成《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他先分析了孔子之前与孔子时代的“圣人”内涵,然而说明孔子在当时并未被公认为圣人。他认为,“ 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

顾先生认为孔子之前的“圣人”,只是指聪敏的人,并不含有道德意味,这恐怕有失偏颇。因为古代所说的智慧通常是与道德相联系的。顾先生所举《诗经,大雅》中两个“圣”的例子,就并不纯粹只是“聪明”的意思。例如《抑》:“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只有聪明人才能按照道德的要求去做。《桑柔》:“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聪明人能以近知远,从长计议,其实是因为道德是使社会和睦、国家繁荣的重要力量。所以在这里智慧同时也是道德,并且只有这种具有道德的远见的智慧,才能称之为大智慧。可见即便在《大雅》《小雅》所表征西周晚期,“圣”的含义,就已经向道德的方向倾斜。

顾先生说《论语》中的“圣人”已经不是《诗》《书》中的含义,而“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但同时又认为《论语》中有一处保留了古义。《论语,子罕》:“太宰问於子贡日:‘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顾先生对此章的解释恐有未妥之处。太宰怀疑孔子是圣人,并不简单是多能,而是多能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圣人”在孔子时代已经具有最高人格的内涵,但又不止是最高人格,同时还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功德的体现,所以太宰因孔子多能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而怀疑他是圣人。有人据此认为孔子在世时,已经被公认为圣人,这恐怕也不对。太宰说:“夫子圣者与? ”明明是疑问的口气,如果孔子已被公认为“圣人”,怎么会有此口气?

其实顾颉刚先生并没有说孔子不被当时人(可能是部分人,也可能是很多人)称为圣人,文中说:“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没有像战国那样厉害,但仪封人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那时苦于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人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这很明白是认为孔子生前已有人希望他做圣人。我们看《论语》里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腧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又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虽然没明说孔子是圣人,但是以日月比仲尼,如此推崇,其实就是把孔子当圣人了。顾颉刚先生并不否定孔子在世时有人称他为圣人,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春秋末期国际间的公认,而只是部分人的期望与推崇。并且在他看来,孔子并不愿意接受“圣人”的名号,不愿意做教主,所以他才说:“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 战国的孔子是圣人。”

顾颉刚厦门大学演讲的新闻报道出来后不久,10月9日《江声报》就发表了卓兰斋的文章《与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顾君讨论孔子事》(顾颉刚:《古史辨》 第二册),主要从两方面人手对顾颉刚加以批评。一方面由后起的史料证孔子生前即被公认为圣人。其实这是作者自己不明历史方法,误信后起的荒诞传说而导致的错误,顾颉刚此文中已论及此。一方面则又重新界定“圣人”和“神人”的含义,以证孔子名副其实。他说“圣者非有神秘之谓,乃尽人道耳。”难道“于事无不通之谓圣”可以说是“非有神秘之谓”?他说:“圣人曰神,亦谓其明察耳。”把“神人”中的神秘意味去除,等同于“圣人”。但顾颉刚认为汉代把孔子看作“神人”,并不是执着于文字定义,而是从纬书里找出了确凿的证据。卓兰斋要反驳顾颉刚应该从顾氏据以立论的纬书人手,而不应揪住《民钟报》上《厦大之孔诞祝典》中“至西汉而成为神人”一语不放,望文生义,对着空气作战。

卓兰斋的文章实在太糟糕,所以齐思和说:“至若卓兰斋君之 <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顾君讨论孔子事》一篇,疏漏舛谬,令人喷饭,尚一中学学生之不若,顾先生亦不弃刍荛,以备一说,更非常人之所能矣。”(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其实卓兰斋作此文前并没有听过顾颉刚的演讲,更还没有看到据演讲整理成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该文从10月23日起在《厦大周刊》上连载四期,至11月29日才登完,而卓兰斋的文章早在10月9日就出来了,距离《民钟报》的新闻报道( 10月5日)仅4天。因为太过迫不及待,在没有了解顾氏演讲或文章详细内容之前,就凭自己未加审查的经史学养匆忙作答,难免不“疏漏舛谬”,为齐思和所讥笑。

关于“圣人”的争论,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2007年围绕李零《丧家狗》一书出版引起的论争。曲阜师范大学崔茂新教授批评李零的时候说,“这说明孔子在世时就被人们尊崇为圣人、仁人,孔子才谦虚而辞谢之。真正的圣人是决然不会以圣人自居的。”( 崔茂新《李零是文化上的“欺师灭祖”派》) 这种逻辑在卓兰斋的文章我们也看到了:“孔子当日逊让不敢自圣,故仅许为君子。今顾君安得仅以君子许孔子而不以为圣耶?

崔教授对自己的逻辑相当自信:“李零立论的根据是,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所以他不是圣人;别人说他是‘丧家狗’,他欣然笑曰‘然哉!然哉’了,所以丧家狗就是孔子所接受所承认的对孔子‘客观’的评价。这种蠢猪式的逻辑出自一个大学教授的‘学术著作’,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照李零教授这种蠢猪逻辑,苏格拉底说‘我一无所知’,所以他就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蠢货,他说他是促使雅典人警醒的虻子,所以他就不是人而是一只虻子。毛泽东说他身上有-些虎气,有一些猴气,于是他就是老虎和猴子杂交而成。学术做到这种份上,还有一丝一毫的人之为人的灵性可言吗,做学问的人格尊严又在哪里? !”

我们禁不住要问一句:如果孔子不承认他自己是圣人,不能说明他不是圣人,那别人说孔子是圣人,孔子就是圣人吗?这恐怕又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什么问题是知识的问题,什么问题是信仰的问题?例如,圣人是否存在?是否有道德完美无瑕,“于事无不通”的人?从知识的角度讲可以斩截地说,没有;但对于信仰孔子的人来说,却认为是有的。对于追求知识的人来说,孔子成为“圣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信仰孔子的人来说,孔子本来就是圣人,从来都是圣人,无可置疑。

当顾颉刚讨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样一个题目时,他并非全无价值立场。他说:“孔子成为君 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顾颉刚:《古史辨》)但是这个价值立场,是基于一个知识判断:不存在圣人。所以他的论证虽然并非没有问题,但大体上是期望用纯粹知识的方式解决知识的问题。而信仰者的问题则在于把他们的信仰问题当作知识问题来看待,并用知识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无论多少人承认孔子是圣人,无论孔子是否承认自己是圣人,都敌不过一个最简单的知识判断:没有圣人。卓兰斋的回应体现的是信仰者在知识轰击下的无所适从,手忙脚乱。他们用对手的武器来攻击对手,但对手的武器却又那么不合自己的手,所以伤了自己。我们不必争论中国的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和宗教有一定的相似性。持儒学宗教论者的黄进兴先生曾讥笑这种观点是认为牛有马性,但我想,牛虽然不能有马性,马也不能有牛性,但是牛和马都有动物性,都有哺乳动物性,总没有什么问题吧。我们现在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名词之争,儒学是否是宗教,只是一句最简单武断的话,承认它是宗教,儒学也不能与一般的宗教全同,否定它是宗教,也不能使它与宗教全异。既然如此,何不具体分析其中异同,搁置这种无聊的意气之争?

儒学与西方宗教之同,在于他们都没有建立在牢固的知识基础,所以当近代知识一对 真的信仰发达以后,儒学与宗教一对善的信仰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儒学与宗教的信仰都不得不一步步向私人领域转移,成为个人的事,成为只保留在部分人心中的永恒的曲阜与耶路撒冷。但是儒学与宗教不同之处,则在于他浓厚的人文色彩,所以一方面对个别人物的信仰退向私人领域,另一方面抽象的社会伦理、道德哲学却可能发挥出比古代社会更大的作用,真正地走出中国,贡献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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