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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学说略论

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巩宝平

(续上文)

二、贡献价值

孟子远续孔子之道,“述仲尼之意”,弘扬仁政王道;近承子思之学,“子思唱之,孟子和之”,注重心性的发明,创立孟氏之儒。其学体大思精,主要包括仁义礼知的人本论、仁礼向善的性善论、礼义之治的仁政论、居仁由义门礼的修养论、仁义礼乐的人伦观等。孟子融汇仁义礼知乐等诸多思想范畴,孟学影响汉唐诸儒,并成为后世宋明理学、心学之渊薮。孟子其人其学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当今社会、政治、人生仍不乏有益启示与借鉴,蕴含着巨大的现实价值。

孟子系统地揭示了人之四端与人性本善,高扬道德理性,在修身、齐家、治国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现路径,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1)孟 子完善道德政治理论,提出礼义而治的王道仁政说。道洽政治、为政以德是战国之前很多政治思想家的追求,孟子提出以上古三代王道为蓝本、仁义礼诸德为核心的仁政学说,所谓“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大大地推进了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影响深远。如张岂之先生所论“《孟子》一书具有完整的道德体系。它把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各个方面,正因为这样,后来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从这部书里得到启发”(张岂之:《怎样读<孟子>》,载《湖湘论坛》1998年第4期)。(2)孟子是历史上第一位系统阐述人性的儒家。孟子既指出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仁义礼智四端,又指出善性“人皆有之”,它是存于萌芽状态的恻隐之心、天生的良知良能,只要以仁礼存养,就可能成为道德圆满的君子、大丈夫。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政治伦理哲学由孟子开启,后来宋儒张载所言民胞物与,显然受到孟学的影响。(3)孟子开创性地将仁义礼乐纳人家庭伦理范畴。仁义礼乐在孟子之前多为政治道德层面的概念,孟子将其纳人处理以父子兄弟为主的家庭关系中,拓展了人伦道德研究的视域。(4)孟子首次明确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原则与方法。道德修养在孔子及其之后的儒家都有提及,但明确从心性天命、居仁由义门礼、养气存心推扩等角度全面论述者,当推孟子。

孟子思想为理性认识和改造自我、他人与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1)孟子性善说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融治具有积极的作用。孟子主张人心本善,鼓励人人心存恻隐,由仁义行,讲信修睦,追求信善而美的道德境界,提倡“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奉献精神,至今仍有很大的启示。(2)孟子思想对于人生具有很大的激励与启示作用。如“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使我们认识到患难是人生教育中宝贵的精神财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使我们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够淡定,从容处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后来无数仁人志士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精神支持。主张养集义所生的浩然之气,成为后人道德独立、奋力前进的座右铭。当今学者推崇盂子的气节论,云“《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气节的培养上,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梁涛:《怎样读<孟子>》),洵为确论。(3)盂子思想为认识世界提供了理性中正的方法与视角。“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观察古今人治社会风气转变的绝佳视角,“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让人们认识到善行的有限性,“胸中正,则眸子嘹焉”是孟子传授的识人大法,“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真切地揭示了凡人的私欲,“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也是对人性弊病的真实描述。提倡经权之变,讲原则与灵活相结合,尽信书不如无书,劝导人们不要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

当然,孟子思想的作用至大,但并非完美无缺,而是瑕瑜互见,缺点与优点往往鱼龙混杂,需要慎思明辨,取弘用精。如孟学中最为明显的缺陷在于:对个人私德的关心太多,对于公共制度的关注不够或者有误。如对政治理念实施非常关键的制度建设,孟子寄望于恢复三代文明之古礼古制,以井田制来支撑王道仁政的实现,显然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相违背,是不现实的。张岂之先生在谈到儒家思想的缺点时首先指出的点就是“过分强调人治而忽略法治”(张岂之:《怎样读<孟子>》,载《湖湘论坛》1998年第4期)。再如孟子主张反身而诚提倡仁义之政,这种掺杂私德的治国策略,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并非如孟子所言的理想“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最终更可能导致人存政存,人亡政废的结果,不利于政治的长治久安。治理者应当更多地关注制度建设而非一味地提倡私德,最终达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在当今民主、法制与道德并行皆重的工业社会,刚性的制度约束与柔性的道德规范对于治理国家缺-不可,要使“老成人”与“典刑“至少有一个是存在于治政现场,最好二者皆在,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民众正当利益得到最大保障的基本前提。当然盂子思想的这种缺陷也是整个儒家的通病,至今仍有残余,这也是新儒家要引进西学特别是制度层面的内容来补充传统儒学的原因所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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