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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儒家忠孝思想对佛教文化的影响

——兼论《庐山远公话》话本忠孝思想儒佛交融特点

来源:《孔子文化》第18期

作者:屈园

一、儒家忠孝思想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忠,敬也。孝,善事父母者也。”而儒家自孔子创始以来,最根本的思想便是“孝”,所谓“百事孝为先”是也。孔子名徒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杨伯峻:《论语译注》)在家侍奉双亲为尽孝,而把事亲之孝用于事君则为忠。只有孝子,才能成为忠臣,正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之家”。忠孝观念是封建统治秩序藉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儒家的理论核心,是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

儒家关于“孝”的阐发,当属《孝经》。《孝经》因纯讲“孝道”,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用来劝励老百姓行“孝”,再由“孝”以劝“忠”,故而得以列人《十三经》之林。儒家之孝,讲求“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故而成为历代帝王“顺天下”,使“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至德要道”(胡平生:《孝经译注》)。至于忠,《论语》里多有论道,如首篇第四章便有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教导学生:“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杨伯峻:《论语译注)》)”《左传.僖公九年》载荀息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由此可见,在儒家的观念里,“忠”是人所应当具有的“内尽其心,外尽其力”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孝”,本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奉养和尊敬的责任与原始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进而演化成为强化封建社会大家长权力的宗法道德规范之内涵。这种“孝”,主要表现为子女“善事父母”。<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子日:无……樊迟日:‘何谓也? ‘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记.祭统)亦云:“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陈游注:(礼记))儒家的伦理道德,又从这种孝道引申出“忠君”思想。正所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孝”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孝经译注》)君臣犹如父子,所以以孝事君则为“忠”。而君王以孝治家国,百姓才会效忠于他,此即《论语.为政》所说:“孝慈,则忠。

二、儒佛忠孝思想之磨合与交融

佛教自东汉明帝遣人西行求法,才开始得到官方认可。佛教主张人生是苦海,四大皆空,滚滚红尘,都是过眼烟云,只有一心向佛,才能跳出苦海,超脱生死轮回。并认为“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梁僧佑:(弘明集》)。这些主张,使得佛教在魏晋时期中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开来。然而,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避世思想,正与儒家的忠孝人世思想结为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此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根本“孝”的内容,正如上文所述,包括对父母生前的赡养,和死后的祭祀致礼,以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译注》,且肩负着传宗接代的子嗣重任。而与之相对立的,是佛教的戒律清规。作为佛教徒,其一,便是剃发出家。而这种剃度,在儒家的观念里则为大不孝;其二,佛徒一旦皈依佛门,便是出家人。顾名思义,出家于寺,就不能奉养双亲,而且不可成家。这些佛规,无疑会遭到儒家的非难和攻击。因为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伯峻:《孟子译注》)所以,儒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一直相持不下,冲突不断。

这种矛盾冲突,最早在东汉末牟子的《理感论》中就有所反映。然其大规模的伦理层面的争论,则是从东晋开始的。“沙门不敬王者”,是当时争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一。 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大臣庾冰代晋成帝下诏,斥责沙门不向王者致敬,是“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弘明集)),主张沙门见到皇帝应该行跪拜礼,遵守世俗。庾冰认为“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段 玉明:《从相争到合流一中 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之后,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太尉桓玄再次重提此论,认为“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梁僧佑《弘明集》)。

对于这些责难,慧远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五篇短文,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佛教并不是背弃亲尊,指出佛典之中也有关于忠孝之道及敬父母、尊君师的记载,教导在家信众应该遵循礼法名教;对于出家沙门,他认为只要能成全功德,就能让六亲乃至天下得到益处。因此,出家虽背离亲情,亦是不违孝道;虽不拜王者,亦是不失敬意。(段玉明:《从相争到合流一中 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

其实,在最初翻译佛教经典之时,僧者就开始注意进行系统性的调整来适应中原王朝儒家孝亲观。儒学是当时汉晋社会的根基,早期来华的译经师们,不得不以其独特的宗教敏感性,采取了删改等方法来与儒家伦理观念相协调,并译出一批体现菩萨孝顺心肠以及宣扬报父母恩的佛经,比如《梵网经》《大智度经》(盂兰盆经》《佛说孝子经》等。其中《盂兰盆经》,更是因其“目连救母”的故事,而被誉为中国“佛教孝经”。而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目连戏”,在民间更是颇为盛行。

由此,佛家逐渐开始加强了对佛经之中原有的孝亲思想的宣传,并将违背儒家正统思想的“臣欺其君,子欺其父”、“不孝二亲”、“朋友无信”以及“无义无理”、“不仁不顺”等行为归人“五恶”之属。为了显示对孝道的重视,佛教还把孝的宣传纳人佛事活动,最典型的活动之便是“盂兰盆会”,而且长久流传。这些之所以盛久不衰,关键便在于它们将佛教教义和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孝”观念糅合为一体, 使它们为世人所接受 、所喜爱。唐代高僧释道宣强调,佛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何春明:《浅议唐朝的宗教政策及其执行一以佛教为例》) ,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益处。隋唐以来,又出现大批宣扬佛教伦理儒家化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就因为强调父母孕育之恩当报,而得以广泛流传。更多的佛教学者同时撰写论著,阐述佛教道德观和儒家忠孝观的一.致性,公开提倡“忠孝”。禅宗六祖慧能,更是将佛教修行与儒家忠孝联系起来。他说:“心平何劳持戒,性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邻,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张玉林:《漫谈<金刚经><心经><坛经>》)至唐后期,甚至涌现了一批以孝出名的“孝僧”。

三、话本忠孝思想儒佛交融特点

《庐山远公话》早在佛教人传中国之前,儒家思想已经在敦煌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扎下了根。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这种浓重文化氛围的影响。《庐山远公话》是敦煌文学中较为白话、故事性强的佛教话本,主要叙述远公被劫为奴,而后又卖身以了结前世宿债的故事。其中又插入了“锡杖泉”、“山神造寺”、“庐山龙”和“远公与道安论法”等几个典故,并以《涅盘经疏钞》为线索,贯穿整个话本。话本主人公”远公”,就是东晋末年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为当时南方僧人的领袖人物,弘扬佛法,翻译佛典,其声誉甚隆。慧远和尚所进行的佛教活动,推动了佛教在中原王朝的传播流广,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刻的影响。有关他的故事,在民间也多有流传,庐山远公话》是其中之一。其情节跌宕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洁易懂,是一篇比较成熟的、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敦煌学作品。

《庐山远公话》中多处用到儒家典故等,儒佛两家忠孝思想的交融多有体现。纵观话本,在前半部分中,僧人对长辈、对树神所化“老人”的“孝”与“敬”, 都有迹可寻。这里择数例简要说明。

其一,慧远欲“寻溪渡水,访道参僧”,而辞别师傅旃檀和尚时,先“进步向前”,然后“合掌鞠躬”,“再礼辞于和尚”,最后才登长路,踏上征程。可见在对尊长的孝与敬这一点上,儒佛两家是相通的。另处,贼白庄率众前来寺庙打劫,寺中僧人四散而逃,唯有远公高徒云庆“在于高峰之上,望见本师在于寺内”,于是他不顾危险,“奔走下山”,劝说远公离开寺庙;遭远公拒绝之后,云庆“举身自扑”,又伤心不已,“七孔之中皆流鲜血,良久乃苏”。可见云庆对其师之忠孝情谊。

其二,树神巡检山川,“当时隐却神鬼之形”,化身为一老人,前去试探远公。直至庵前,远公道“万福”。“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远公向老人唱诺施礼,可见其对老者之孝与敬。

其三、远公经白庄卖身于相公为奴,以偿宿债。为奴期间,“驱使常在宅内,或即粗语嗔喝”。远公以相公为主,忠于相公,事以忠心。远公之行事处方,可见其对相公之忠诚。由此可见:作为较为典型的佛教话本,《庐山远公话》渗露着儒家的思想元素与文化理念,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观”。忠孝观念是封建统治秩序藉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儒家的理论核心,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然而,东汉末年人传中原的佛教,其清规戒律与儒家忠孝观相对立。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冲突不断。经过长时间的论战与磨合,佛教注意进行系统性的调整,来适应储家忠孝观,并加强对佛经之中原有的孝亲思想的宣传。儒佛两种文明于“忠孝”观方面,渐趋一致,走向融合。对于此点,《庐山远公话》便是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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