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2期
作者：傅永聚、郑治文
（接上文）
秦汉大一统的新时代背景下，所谓“人主天下之仪表，主先臣随，主倡臣和”（《史记•太史公自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先秦儒家这套君臣“双向互动”的价值观念显然是大不合时了。儒家之旧学不行，新学未立，身处此种背景下的董仲舒面临着春秋之时与孔子相类的理论困境，孔子述而有作创立儒学，既承上古文化之旧局面，又开中古文化之新格局，实现了上古与中古的沟通衔接。或许正是鉴于孔子兴亡继绝、贯通古今的文化贡献，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孔子述而有作的文化精神。深刻意识到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不合时宜的董仲舒并未尽弃其学，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的审视了先秦儒家一长一短的双重理论品格，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其新儒学的建构。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中“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合理精神，此谓“扬其长”、“返其本”；另一方面，有鉴于先秦儒家政治理论“迂阔”之短，他又注入了合乎“大大一统”时代背景的法家化、政治化的新内涵使儒学可以致用，此谓“避其短”、“开其新”。述而有作，扬长避短、返本开新正是董仲舒构创新政治学说的内在理路。述以扬其长，作以避其短，一返本一开新，董仲舒终于建构了合乎时代需要的新型儒家政治哲学体系。
述而有作、扬长避短、返本开新的文化精神在董仲舒新政治儒学体系中多有体现，并集中表现于“三纲五常”思想中。董仲舒博大精深之学说体系，一言以蔽之，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屈民而伸君”的“尊君”论主要是对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不切实际”的一种大纠正，为此他以儒为宗、博采众家之长给儒学注人了新内涵，“儒学与阴阳、道、法、名诸家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儒学更趋于实用。”（刘学智：《三纲五常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重估》，《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第19页。）这主要是“开新”，是“作而避其短”；当然也是对先秦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的拓展，故也可算是“返本”，是“述而扬其长”。其“屈君而伸天”的“抑君”论，主要是对先秦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继承，同时又包含了对君臣“双向互动”关系的超越。就“三纲”思想来说，与先秦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恐怕还是大相径庭的，“孔子从维护周礼的立场，提出了保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的重要性，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对三纲观念的孕育无疑有某种催化的作用。但是从《论语》来看，孔子并不认为君臣之间必须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关系，而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君臣之间还只是体现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关于父子关系，主要体现在他说的‘孝’道中，孔子的孝主要体现在‘敬生事、死葬终祭’等方面，同时又主张父子互隐，这些都似与‘父为子纲’不搭界。《论语》中没有明确讲到夫妻关系，更谈不到夫妻的尊卑秩序问题。”（刘学智：《三纲五常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重估》，《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第20页。）到汉代时，为使儒家政治理论“合时”、“实用”，董仲舒注人了新内涵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大转型”。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这里董子虽为直接提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若按其“阳尊阴卑”论来理解，“三纲”之义不言自明了。所以由孔子“君臣父子”之说到董子“王道三纲”之义的“大转型”则明确彰显了董学创立的“作而避短”精神。至于“五常”，先秦儒者那里似未直接提及，然“仁”、“礼”是孔学之核心，“智”、“信”多见于《论语》，“义”在孟子那里多有发挥。“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董子虽明确将“五常”规定为“仁、义、礼、智、信”，然“五常”的“发明权”似应归功于孔孟，只是到董子这里又辅于五行之说加以证明。所以“五常”之说由孔子智、仁、勇“三达德”，孟子仁、义、礼、智“四端”至董子“五常”之道是董学创立的“述而扬长”之精神的明确表达。总的说来，“屈民而伸君”、“三纲”主要是“开新”，“屈君而伸天”、“五常”则主要是“返本”，述中有作，作不离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述而有作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内在理路，亦是董学建构之基本精神。孔子述“礼”作“仁”创立儒学，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柳诒征先生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不可磨灭之事实。”（柳治征：《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斯之谓也。秦汉大一统的新时代背景下、儒家“述而有作”的理论品格在董仲舒那里再次得到了完美诠释，他既承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之大成，又纳人了合乎时代精神的新内涵，由此建构了儒家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体系。孔子还而有作，“可以说，他（孔子）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之‘大成’。故孟子云：‘孔子之谓集大成’，正因为孔子的集大成，他才能有那样巨大的思想潜力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又两千多年。”（韩星：《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东方论坛》，2006年第1期。）以此观之，董仲舒亦是此等人；以此观之，孔子、董子之后儒学的新开展亦是“述而有作”之精神的继续。宋明诸儒本于汉唐经学之成就，又“援引佛道”，三教调合而有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则是古今对接、中西合璧的产物，其返本开新、“接着讲”的文化纲领实乃儒家一以贯之的述作精神的现代演绎。
可见，儒家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是对其“述而有作”之精神演绎和发挥的结果。如果说儒家之成功在于述而有作，那么述而有作之成功则在于它正确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化之保守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双重张力，两者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不断推动文化前行。文化保守就是文化之民族性继承；文化创新则是文化之时代性转换，文化之民族性继承必以“时代性”为指引；文化之时代性转换必以“民族性”为依托。从民族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保守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性质稳定性的一面。创新只能在已有基础之上进行。保守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恩格斯所谓“它（学说或思想）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展开的今天，“传统与现代”正是我们面临的时代性课题，“述而有作”恰是孔子、董子等儒家圣哲泽及吾人的精神财富。（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