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2期
作者：傅永聚、郑治文
（接上文）
二、尊君重臣养民——董仲舒与儒家政治理论的完整建构
植根于农业宗法社会基础上的儒家政治文化，“天然”地包含了“尊君”和“重民”两个向度。彼此孤立的农业自然经济构筑了分散的社会，需要君主集权政治加以统合；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农民的安居乐业。因此，“‘国不堪贰’、‘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如果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要发展了儒家政治理论中的“重民”思想（德治、仁政、民本思想等），汉代董仲舒则主要奠定了儒家政治理论中的“尊君”思想。从孔孟到董仲舒正好初步确立了儒家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汉代以后儒家政治思想主要就是沿着这两个向度迈进的。然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在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家“重民”思想的基础上，又“首创”了儒家的“尊君”论（主要借鉴了法家“尊主卑臣”思想），两者调合为一，终于建构了儒家完整的政治思想理论，而且正因此“画龙点睛”之笔，使儒家政治思想切合了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需要，董仲舒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政治理论得以普遍实施于政治实践，其重要性也才凸显出来。因此，董仲舒是儒家建构完整政治思想体系的第一人，可谓集偶家政治思想之大成，正是因为这种“集大成”的潜力，董学才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两千多年。可见，董仲舒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当是彪炳千秋的人物。董学政治思想的“完整性”主要表现在“尊君”和“重民”的结合，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说法正是这种“完整性”的明确表达。“屈民而伸君”的“尊君”论是董学的主干，是董子“作”中面来，也是其最主要的贡献，它主要包含“大一统”、“天人感应”，“君权至上”，“三纲五常”等思想内容；“屈君而伸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先秦儒家“重民”思想在董学中的体现，是董子“述”中所得，主要包含“德治论”、“养民说”等思想内容。
1.”大一统”思想
据《汉书•艺文志》及徐彦《公羊注疏》可知，汉以前《公羊传》已经形成了具有完整师承系统的学说流派。西汉时，研习《公羊传》成了专门之学，形成所谓公羊学派，大师主要有两位，一是胡毋生，二是董仲舒，其中以董仲舒最为著名。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董仲舒正是这种“应时之需”的人物。董仲舒是汉初治公羊学的大师，他对“大一统”的理论发挥可谓匠心独运，从而将“大一统”的旗帜举得更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集中阐述和发挥了“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以及“尊王之义”。“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春秋繁露•重政》），“《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这样，就从哲学的高度，也即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这一点对后来“大一统”理念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大一统”政治蓝图在《公羊传》只是一种向往，经过董仲舒的阐释，“大一统”学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大一统”成了宇宙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大一统”首先体现为政治一统，这正是董仲舒的政治追求之一。董仲舒在政治上是尊君论者，他把维护君权至上视为实现政治一统的关键。从政治一统的角度来看，所谓“大一统”就是一切统一于天，统一于王。“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春秋繁露•王道》）董仲舒尤其强调“天子”即“王”在天人之间的突出位置，“《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春秋繁露•竹林》）因此，“大一统”就是要求“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春秋繁露•玉杯》）。在董仲舒看来，这就是所谓“《春秋》之法”，“《春秋》之大义”。在这里，董仲舒所主张的，是一种绝对君权的“王道”政治，亦即专制政治。董仲舒关于政治一统的主张不仅为汉代帝王维护中央集权、巩固汉家一统天下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而且为后世君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其政治和历史影响颇为深远。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分析历史人物与制度时，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此出发，我们认为，专制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在“朕即国家”的时代，专制主义统治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保障了正常政治秩序的安定有序，更保障了社会成员对思想文化、善恶美德的一致认可和遵守以及伦理心态的保养。正如汉密尔顿等所言：“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自相残杀。”（参见《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6页。）德行就是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但人类既然来源于动物，所以根源上必然具有兽性的一面。孟子曾经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方面说人不同于禽兽，一方面也承认这种不同是很小的，肯定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其实人类的天性半是天仙，半是魔鬼。发扬善性主要靠内省，靠教育；但改造兽性却主要靠秩序规章制度，尤其是法律。二者结合才有安定的社会秩序。历史上数百次农民起义时期经济社会的残破和混乱以及少数成功后建立的专制政权对旧秩序的克隆和变本加厉有力地支持着上述论点。
董仲舒主张的君权一统天下，除了要求实现政治上的一统化，还要求实行思想文化的一元化。从思想的统一入手，最终达到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根本目的。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这道“贤良对策”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其意义非常深远。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考虑，加强思想控制是其应有之义；但长期的高压禁铜，肯定也会带来思想禁锢、“万马齐喑”的局面。
2.“君权天予”的君权至上论
董仲舒认为，强调君权至高无上，仅仅依靠人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人事与天意挂钩，阴阳五行与自然、社会现象紧密结合，力倡君权天予说，从解答君权合法性的角度论证君权的至上性更成为董仲舒君权理论的一大特色。董仲舒杜撰了天的体系，通过天人合一完成了天的神秘主义人格化：“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这是就意志之天的意义把天看做主宰自然和社会的至上神。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只是天王合一，使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绝对化。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诸人。”（《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按照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天是人的主宰，人是天的附属，人必须遵从天道的指引，服从天意的约束。董仲舒认为“王者天之所予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全国臣民也都要无条件服从君主，上上下下必须“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为调节天人关系规定了基本模式，一切有关人类社会政治问题的解答都可以从中找到理论依据。尤其是“君权天予”说，借神权以尊君权，将君权天道化，天君同道、神权与王权合一，用神权、君权压制人权、民权，为强化君主专制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