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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与儒家政治理论的建构(五)

来源:《孔子文化》第12期

作者:傅永聚、郑治文

(接上文)

三、泽被后世——董学“合理内核”的现代价值

世异时移,世事沧桑。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董子的时代已经大为不同了,然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合理内核”在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镜鉴。对于董学,我们不能简单将之斥为“封建糟粕”而全盘否定,以现代精神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地加以审视,才是我们现代人应有的态度,既要看到其历史合理性还要看到其时代局限性,同时对于其中某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还要予以继承和弘扬。

1.“大一统”评析

大一统思想是董仲舒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董子对中华民族大家庭长久的和谐统一作出的巨大贡献。大一统理论及相关的政治观念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以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一统理论既包含着理性的思考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合,又包含着价值悖谬井导致王权的极端化”。(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具有其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要求。“大一统”思想之所以产产生于春秋,定于西汉,是当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列强争霸,攻城夺地,烽火连天,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人们莫不期望四海归一,天下太平。儒家孔孟顺应人心和历史潮流,总结历史经验,主张天下一统,无疑是有利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进步主张。汉代董仲舒更是顺应时代精神,集儒家“大一统”思想之大成。汉代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统一事业,这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成就与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直接有关。从历史上看,大一统思想不仅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接受、所推崇,而且一直深人到老百姓的心中,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为中华民族的牢固统一,造就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为万民所望。中国历史上汉唐文明高峰的孕育是与长期维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的。一定程度上说,汉代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正是铸就汉唐辉煌的重要思想动力。当然“大一统”确实也有不少负面影响。“过分集权”、“自我封闭”、“思想一统”,就是这种负面因素的最主要表现。这些负面因素的危害在于,“过分集权会把全国卡死”,“自我封闭会阻碍国家的发展”,“思想一统会给人们戴上精神枷锁”。“大一统”思想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同时,也维护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许多封建帝王打着“大一统”的旗帜,实际上却在强化自己的专制统治。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客观上也助长了中国人的好大喜功、封闭保守、妄自尊大的民族劣根性。

大一统问题,既是一个历史的课题,也是一个现实课题。跨入21世纪,祖国统一被提到了迫在眉睫的议事日程上。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曲折发展,但作为维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却从未受到多大影响。大一统的思想在炎黄子孙中是根深蒂固的。重温和进一步阐发其内涵,使其成为海峡两岸统一的思想基础,内很强的现实意义。

2.“三纲五常”评析

“三纲五常”恐怕是董仲舒政治思想中最为后人诟病的内容了,甚至到了谈“纲常”色变的地步。笔者以为实无必要。首先,“三纲五常”于传统中国“国情”(小农经济、宗法血缘、君主专制等)而言,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其次,“三纲”与“五常”也不能等而视之。三纲是封建时代社会控制系统的核心和枢纽,三纲举则万目张。董子所构建的神圣化与绝对化的“三纲”体系,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护身符”。然“五常”就不能简单化归“护身符”的系列了,三纲和五常的历史特点和存留价值是不同的。三纲最鲜明地体现了宗法等级社会的秩序和不平等性,直接维护君权、族权和夫权,所以时代性极强,一旦宗法等级社会解体,三纲也就随之失效。五常则不同,它是具有普遍性和长久性的道德规范。“仁”,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行仁的方法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以孝悌为本,推之于天下。总之,仁是一种古代的人道主义原则,除去其宗法性,是可以继承下来的。义,“义者宜也”。韩愈的《原道》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以行为适宜为义是儒家的共识。正当的行为才合乎义。儒家用“义”表示合于社会公德的行为规范,用“利”表示个人的物质利益,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从一般意义上说,义是人的行为的原则性,这个原则性总与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道义和正义具有长久的价值。“礼”,指中国家族社会宗法等级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它是综合人们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体系。在古代,礼被用来定亲疏、明贵贱、别男女,礼仪亦严格而繁琐,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甚至可以变成吃人的礼教。但人的社会行为都要有规矩可遵,礼所包含的庄重、谦和、礼貌、互敬互谅,应加以继承。“智”,人的聪明和智慧。孔子将仁、智、勇三者并举,《中庸》称之为“三达德”。儒家重智,因而重教育与学习,在智育方面积累了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值得今人借鉴。“信”,指诚实不欺,遵守诺言。对于国家政治来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对于个人交往来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是一种美德,治国、做事、修身都需要信用、信任、信誉。总之,“三纲”、“五常”不可等量齐观,“三纲”已经过时了,“五常”加以现代转换是可以服务现代社会的。恰如牟钟鉴先生所说:“三纲五常可以分开来看,三纲一个不能留,五常一个不能丢。”(计亚男:《三纲一个不能留,五常一个不能丢》,《光明日报》,2011年4月10日。)

3.“教民”、“养民”的民生理论

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笔者以为,其“教民”、“养民”(主要包括“调均”与“不与民争利”)的主张最具现代价值,与现代社会问题多有“切合”。

《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孔子著名的“庶民、富民、教民”理论,孔子认为,人民富裕起来了,就要“教民”,“教民”才能“富而无骄”、“富而好礼”。汉初,奉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成就了“文景之治”。经济繁荣,物质丰盈,“民则家给人足”,然在这种“盛世”背后也隐藏着种种危机,地主豪强并起,以强凌弱,竞相兼并土地,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极不利于社会稳定。董仲舒敏锐地意识到了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贫富对立的严重危机,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正是董子对此种危机的深刻揭露。“富而后教正当时”(周桂钿:《董仲舒研究感想》,《董子研究》(第一辑),2009年版,第3页。)董仲舒针砭时弊地提出了其“教民”、“养民”的主张。

针对“大富骄暴”、“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春秋繁露•度制》)的现象,董仲舒继承发挥了孔子“富而后教”的细想,主张“教民”,“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主张通过推行礼乐教化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春秋繁露•度制》)针对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忧盗”、“骄暴”现象,董仲舒提出了“养民”主张。“养民”主要包括“调均”和“不与民争利”两方面。所谓“调均”绝不是平均主义,董子的“调均”本于“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的原则,“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的“易治”的目的。至于怎样做到“调均”,董仲舒提出了“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汉书•董仲舒传》)为此,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限民占田”、“盐铁皆归于民”等等,对豪强大地主进行打击,努力缓和社会矛盾,成就了武帝时期的大汉盛世。

董仲舒“教民”、“养民”的主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对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某些思想成分仍可为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指导和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民生、两极分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富而骄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教民”、“养民”似也成当今社会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了,诉诸史鉴,我们或许可以从董子那里汲取许多灵感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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