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4期
作者：黄怀信
七、“文”和“行”
《论语•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专门以之教，说明四者在孔子心中占重要位置。这里的“文”，指文献和文化知识。他所说的“（弟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君子博学于文”（《雍也》）、“文，莫吾犹人也”（《（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及颜渊所说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其“文”字皆同于此。可见他主张学“文”。而“文”，显然不同于武，所以“文”又与“武”相对。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季氏》），表现了他对“文”德的重视。
学“文”，自然有益于文化及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其学“文”的思想是进步的。
“文”，又指文明、有文采，接近其本义。有了文化，自然就有文采。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并赞叹“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表现了他对文化及文明的向往。可见孔子主张学“文”，最终是为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四教之“行”，指行事、做事，乃至行身。以往或理解为品行、德行，明显是错误的，因为若指品行、德行，则与“忠”、“信”重复。且《论语》中“行”字出现八十二次，指品行者只有一处，即《先进》篇“从我于陈蔡者”章所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之“德行”。而此语显然出《论语》编者之口，与孔子之“行”非为一事。所以“文、行、忠、信”之“行”，必不能以品行或德行释之。
孔子教弟子“行”，自然是教他们做事和行身的原则与方法。比如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意思就是做事不能以追逐利益为目的；说“我（旧脱）三人行，必得（或误‘有’）我师焉”（《述而》），就是教人做事要多听他人意见，不要自以为是；言“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就是劝人多“行”、多实践。他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提倡“先行，其言从之”（《为政》），要求“君子耻其言之（旧曰误“而”）过其行”（《宪问）》）、“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认为“言寡尤，行寡悔，禄（福）在其中矣”（《为政》）等 等，说明他对“行”的重视。
关于行身，他也有很多具体的主张与方法。
比如樊迟问“行”，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子张问“行”，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皆是讲行身的方法。
由此可见，讲究“行”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行”有一个原则，就是“中庸”。
八、“中庸”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可见他认为“中庸”是最好的“德”。“中庸”是什么？前人亦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去引述。这里，先从字义和文法来作分析：
《说文解字》“中”字训“内也”，为引申义。根据古文字的写法，“中”本义应是居中的意思。那么，引申之，恰到好处、合乎标准，自然也可以谓之“中”。所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词也。”无疑是正确的说法。合宜，就是恰到好处、合乎标准。所以，从文字的角度讲，“中庸”的“中”有表示恰到好处、合乎标准的可能。而根据孔子自己“过犹不及”的说法，“中”应当就是这个意思。
“庸”，《说文》训“用也。”而根据古文字的写法，“庸”象悬挂着的镛。所以，“庸”应是“镛”的本字。当然，“用”字本来也是“镛”的象形，后来才假借为使用的用。可见“庸”、“用”本属同字。正因为“庸”、“用”本属同字，所以周代文献中“庸”皆与“用”同义。“庸”还有“常”义，即由“常自用”（《尚书》孔传解“庸”语）引申而来。然而“中常”显不成词，所以，“中庸”之“庸”只能当用来讲，“中庸”就是“中用”，“庸”应该念去声。
“中庸（用）”是什么意思？首先，根据古汉语语法，“中庸（用）”只能有两种解释：一、中之用；二、用中。而根据“中庸（用）之为德也”的说法，“中庸（用）”是一种“德”，而“中”与“用”显然又不属于道德，所以，这里的“德”只能是指德行。既然是一种德行，那么“中用”就只能是指用中，而不能是中之用。所以，前人解为“用中”一说，应该是正确的。说“中用”而不说“用中”，根据古人的语言习惯，无非是为了强调“中”。当然，这种语言习惯出现比较早，而且根据孔子“民鲜久矣”的说法，“中庸（用）”应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词汇，而不是孔子自己所创造。所以，我们不必怀疑“中庸（用）”可以当“用中”讲。
“用中”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用中”，就是运用“中”；运用“中”，就是凡事皆执其“中”；执其“中”，就是把握事物的标准，凡事皆做到恰到好处、合乎其宜、无有过与不及。《论语•尧曰》篇记尧的话说“允执其中”，《尚书•大禹谟》记舜的话讲“允执厥中”，无疑就是这个意思。显然，执“中”，是最好的行事方法，所以孔子称它为“至德”。而凡事做到“允执厥中”、恰到好处、合乎标准、无过无不及并非易事，因为你首先得了解它的“中”、知道它的标准。而民之所以“鲜久矣”，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和掌握“中”，所以做事也就不能合乎“中”。
怎样知“中”？《逸周书•度训》篇云：“度小大以（立）正，权轻重以（立）极，明本末以立中。”就是说要知“中”，必须先明本末。本末，即两端。所以孔子自己也说“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引“子曰”语，见《礼记•中庸》）。可见知“中”须要执两端。执两端，才能知道其“中”之所在；知“中”之所在，才能有“中”可用。所以，知中是用中的前提。可见“中庸（用）”之不易。
正因为“中庸（用）”为至德，而又不易做到，所以孔子教弟子学“中庸（用）”。《中说》卷四载：“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治中”，即讲究中庸。可见孔子确实讲“中”。
做事若能恰到好处、合乎其宜、无有过与不及，自然也会中礼，所以“中”往往又与“礼”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中庸”本是处理事情和行事的方法，在孔子那里，更被作为做人和行事的原则。所以当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的时候，他答曰“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
需要强调的是，“中庸”绝不是折衷。折衷是在任意两者之间取其中，而“中庸”则是在“本”“末”之间取其中。
另外还需指出，以往将《论语》中的“中行”也理解为中庸，实际也是不对的。因为《论语》的原文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是指行为、动作的频率适中，不紧不慢，所以与狂狷对举。狂，指疯狂；狷，指狷急。疯狂，故有进取心；狷急，故有所不为。疯狂、狷急，皆胜于懒散不为，故可“与之”。行为、动作的频率适中可以谓之“中”，但并不是“中庸”，因为它只是人的行为习惯，而不是刻意地“用”。（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