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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先秦文化元典(三)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赵逵夫

(接上文)

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至迟在西周文献中已可以看出。我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有些关于星座、日食、月食和有关气象的记录,这是以科学眼光看待字宙中的自然现象,是无神论产生的基础。《诗经》中产生于西周末年的《雨无正》《板》《荡》《瞻印》等诗中,都有责骂“上帝”的语句,似乎同今天什么事弄坏了骂”老天”的情形相似,未必就是相信真有一个“上帝”。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载,虢君在莘地降神,周太史过说“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以为政虐而求神,是亡国之兆。周惠王闻貌君求神赐给他土田,向太史器,太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真是振聋发聩之语。这也是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无数思想家所铭记之言,只是多不说出口而了然于心,必要的情况下借天言事,而将重民轻神的思想体现在决策和处世的具体行为上。

《左传》僖公十六年(前644年)载,有陨石落于宋,时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他:“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日:“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日:“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祥”是征兆之义。宋襄公问叔兴陨石落于宋国是吉?是凶?预兆了什么?叔兴指出两点,说得都很具体。但他开头先说“今兹鲁多大丧”,说的是现状。可见他后面预见的两点是从分析形势的发展而来。“鲁多大丧”对齐国卿大夫势力变化产生什么影响、齐鲁形势变化对宋国的安危产生什么影响,这里没有具体说。可以看出,叔兴是一位思想敏锐、看问题十分深刻的人。他是从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中作出结论。但面对宋襄公这样的人,叔兴只有以揭示陨石预示吉凶的语气回答,退下来却对同来的人说:宋襄公问得不对头。这本是自然变化方面的事,同社会人事的吉凶无关。吉凶完全在于人本身。他还特别说明:因为不好违逆宋襄公的意思,所以作了那样的回答。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骂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为商王族之后,且商人信神,又死守过去的礼义束缚。我以为《左传》中这段文字最典型地说明了何以历代很多思想深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家总是要借着天象之变化劝谏国君。尤其秦汉以后,臣子之言违背君意往往要掉脑袋,或受刑罚(司马迁因言李陵之事而受宫刑即其例)。但帝王都信天帝神灵,臣子借天以言事,即使被拒也比直言之罪小。古人以《左传》为“五经”之佐,至唐代直接列入经书,它对后代有志于政坛者的启示,在不言之中。

《左传》鲁僖公二十年(前639年)鲁国大旱,鲁信公要焚烧巫、尫以祈雨,臧文仲说:修成郭(按:为备无道之国乘危进攻,又借以给民以粮,为救荒之策)、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按:指劝有积蓄者分施于贫困之家),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早,焚之滋基!”威文仲对于迷信的一套完全持否定的态度。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也是一个不信天道神灵的思想家。《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载,有彗星起于辰星(又名大火)向西直指天汉。鲁大夫申须说宋、卫、陈、郑将有大火,郑臣柳灶言于子产,希望禳除之,子产不肯。后来四国果然发生火灾,裨灶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国人都要求攘除,连子产十分器重的子大叔也说:“可以救亡,子何爱(吝)焉?”子产说:

天道远,人道逢,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言难道不是偶尔言中) ?

子产是坚决不信所谓“天道”、天帝之命的。《左传》昭公十九年载,郑都城外有渊中有龙争斗。古人以龙为神物,故求禳祭,子产说:“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我们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对子产最为崇敬。《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及子产率,仲尼闻之,出涕日“古之遗爱也。”言子产的仁爱,有古人之遗风。这说明了孔子的思想与子产是比较接近的。

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些无神论的思想资料。如《墨子•公孟》中载公孟子说:“无鬼神。”他说缠子:“子信鬼神,何异以踵解结。终无益也!”晏婴、尉缭、荀况等也有“无神论”的言论。儒家的最高圣人对突出的无神论者抱着极为钦佩的态度,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中国主要的经典,尤其是重要的文化元典中含有无神论的思想,应是中国道教一直未能成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面我们所举史书中明确记载表现了无神论思想的人物,这些人当时能表达出那种思想,不仅仅同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关,也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及与被评论事件相关人的关系有关。前二人周太史过、太史嚣为周天子之臣,貌君管不着,故对虢君之行事可以直言,而无所忌讳。周惠王闻“有神降于莘”时间太史过,“是何故也?”太史过回答则是:“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在信神的人听起来,太史过也是信神的;而我们联系他说的“貌必亡矣!虐而听于神”这句话来看,他显然是不信神的。太史过答周惠王之语表现出中国古代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卓越政治家、思想家在君权至上社会中的绝顶聪明。

第三个是周内史叔兴。宋君同样管不着他,但他是出使于宋国,身有责任,故回答宋君之问虽然是从分析列国中有关国家的形势言之,但不明显驳宋君相信陨石预示吉凶的愚蠢思想,而下面对自己的人才说,也可以看出他的聪明。

第四个是臧文仲,是鲁僖公(在位33年)朝掌握鲁国大权的重臣。鲁僖公尚无为而治,故大事多听命于臧文仲等卿大夫。这是臧文仲在鲁僖公主张烧巫尫祈雨之时敢于直言的主要原因。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第五个是郑子产,他使夹在大国之间的郑国能多次避免祸患,且不失国格。子产自郑简公十三年(前555立为卿,至郑定公八年(前522)卒,为政32年,其间主政22年,郑国的老臣子展、子皮都极看重他,故他说话直率。

我们由周太史过,周内史权兴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事的不同表述方法可以知道,我国古代很多思想深树的政治家是井不相信鬼神的。他们不明确表现出这种思想,只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种策略而已。

中华民族教千年历史上出现了无数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给我们留下来大量的经典著作,这是我们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的一地内容在过去或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所曲解,或由于历史的原因来得确解,今天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科学思想加以认真研究。使它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中散发出光和热。也为全世界和平稳定地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当时社会状况认真分析研究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次要在吸收前人校注训解成果的基础上认真研读有关典籍,从整体看问题,做到正确的理解原文;再次要有开阔的视野,如习总书记所指出三方面资源的第三个方面,注意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把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放到世界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中去看,用新的视角去观察,用新的方法去探究。切忌贴标签、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作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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