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方铭

（接上文）

《礼记•中庸》载，子路问强。孔子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来回答，就是指君子之强，在于坚守正道，不屈服于权势而言。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这是说追求正道，永远不放弃，才是强。《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君子庄敬曰强，安肆曰偷。”是说君子只有兢兢业业才是强。又说：“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也就是说，一个大臣，贵贱贫富生死是次要的，不谄媚君主、迫害百姓，不做伤天害理之事，才是首先应该坚守的底线。《礼记•聘义》说：“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勇敢在于持守礼义的坚韧，而不是争强斗勇。

《周易•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曰新之谓盛德。”《论语•子路》载，孔子适卫，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教之。”孔子认为，不仅要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还要教给人民文明的价值观。只有富而有礼，才是文明的社会。

孔子认为，富贵虽是人之所欲，但得之必以其道，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孔子认为，富裕虽然重要，社会公平更为重要，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贫富总是相对的，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强弱分明，都会导致社会公平的丧失。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好勇疾贫，乱也。”（《论语•秦伯》）贪婪和为富不仁者，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都可能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邪恶力量。

《论语•学而》载，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一个人对财富不卑不亢固然是优点，而一心向道，把拯救社会、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当作自己的目标，则是更高的人生境界。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安贫乐道，是比富而无骄更难做到的。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耽于逸乐，贫贱不慑于饥寒，强权面前不低头，坚持理想不动摇，才是大丈夫的行为。《礼记•曲礼上》说：“富贵而知好礼， 则不骄不程；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坊记》载孔子说：“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又孔子说，“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大下儿其几矣”。富贵如果没有礼义，这样的富贵不是福，而是祸。

富强是近代中国社会积弱后大家共同的梦想，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一切有识之士面临社剧变和社会蜕化过程中所追逐的梦想，战国时期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惜往曰》诗中有“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曰嫔”的句子，这里的“国富强”，不仅包含国富兵强之意，更多的是寄托了希望楚国政治清明的理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富强”作为国家户的是首要目标和基础目标，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也贯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我们今天对富强的渴望，绝不仅仅止于国富兵强，而是应该体现孔子和儒家思想家所倡导的国强民强、民富国强、国富民强的价值追求。只有实现了全体人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才是国家的富强。中国的富强，也不是为了和外国的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为了让中国和世界融入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中。

二、民主释义

“民主”即民治，即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主权在民，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当家做主，贯彻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切政府机关的职员和领导人都是人民公仆。民主的反义词是“专制”。清末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指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盛赞秦西诸国的议会制“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符合孔子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自传中说他幼年喜欢《盛世危言》，并引动他继续求学的欲望。

中国人最早的政治观念，就是天下为公、主权在民的观点。孔子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演变，是一个由大同至小康、由小康至乱世的退化过程。因此，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希望由礼崩乐坏的乱世而恢复周礼德治的小康社会，再由小康社会到五帝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时期。《礼记•礼运》载孔子说大同时代领导人的遴选采用选贤授能的选举制度，领导人要保证社会公平，并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等弱势群体进行救济，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论语•秦伯》载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对尧、舜、禹的赞扬，都是立足于他们不以天下为自己的私产，而能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虽然中国古代大部分时代的领导人是世袭，改朝换代之际多是暴力革命，但在五帝时代，领导人却由选举产生。选贤授能的传统不但让孔子及儒家思想家所艳羡，即使是战国诸子如《墨子》《吕氏春秋》 也认为这是最优良的制度。汉以后改朝换代举行的禅让仪式，虽然是对暴力的粉饰，却也体现人们对选举制的尊来。汉代的察举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有民选的影子。

唐尧、虞舜、夏禹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天为公向天下为家转化的关键节点，唐尧、虞舜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篡夺权利，破坏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很早就把自己的儿子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都记教了唐尧选择接班人的过程，唐尧否决了推举自己儿子丹朱的动议，但众人一致推举鲧，唐尧也只好试用鲧。后四岳推举舜，唐尧避位。二十八年，以培养舜。舜即位后，以其子商均不贤，举再为继承人。夏再先用阜陶为继承人，阜陶早死，禹又举益为继承人。再在选择益为接班人以后，没有限制其子启的野心，周死以后，夏后启幕权。夏后启抛弃了天下为公体制，开启了世袭制度，是破坏中国古代民主政治的罪人。《史记》载夏后启篡权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说明夏后启的篡权活动并没有得到一致拥护。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几段话要表达的意思，实际就是说唐尧、虞舜全心全意解决民有、民享的问题。

《战国策•燕策一》有“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四句，五帝时期领导人把自己看作学生，把人民看作老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