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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考源(十二)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方铭

(接上文)

先秦原始儒家的国家理念,与欧洲近代文明以来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完全一致。《论语•尧曰》载,尧命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同时代领导人的责任就是率领国家机器为人民服务,如果领导人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人也就失去了当领导人的资格。《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候,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絮,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社稷即国,孟子认为,君主不仁,威胁国家的生存,则应更换君主;如果天降惩罚,民不聊生,则国家就失去了生存的合法性。

周朝的社会制度是“天下为家”的体制,不过周朝早期的领导人却强调他们之所以担任领导职务,就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悦《前汉纪》讨论西周封建制度时,也是着重强调周朝的社会根基在一心为民。荀悦说:“昔者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于是为置贤阳大夫,考绩置陟,使有分士而无分民,而王者总其统,以御其政。故有暴乱于其国者,则民孩于下,王珠加于上,是以计利患害,劝赏畏成,各兢其力而无乱心”这里的“亲民如子”“爱国如家”,说的是不能脱离人民而谈“爱国”。

周人封建诸侯,以诸候之领地为“国”,以大夫的领地为“家”,建立了国家制度,但周天子所统领的地域仍为“天下”。保家卫国的责任在士大夫阶层,而平民并不承担拱卫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的责任。《左传•庄公十年》载公元前684年,鲁国和齐国发生长勺之战,齐强鲁弱,平民曹刿欲为鲁国效力,其乡人阻止,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乡人认为战争是鲁国士大夫的事情,与平民无关。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华夏和夷狄不是种族的区别,而是文明的差异。《史记•秦本纪》说大费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历书》说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史记•魏世家》说周同姓毕公高“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受周封建以德治国则为华夏,不受封建则为夷狄。《尚书•商书•说命下》 说:“四海之内, 咸仰朕德。”《礼记•乐记》 说:“敬四海之内。”又说:“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论语•颜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滕文公下》说: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告子下》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上古圣贤之所以能放眼四海,是与他们胸怀天下苍生的文化情怀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上古圣贤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爱国”,在中国古代,实际上体现为“爱天下”之意。而“爱天下”,就是要尊重文明的成果。顾炎武《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曾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贵焉耳矣。”顾炎武分别“亡国”与“亡天下”二者,认为“亡国”是家天下君臣自己的事情,而“亡天下”是社会大倒退,是要“率兽食人”,一切文明人和热爱文明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从汉初到唐代,学者们都把屈原看作是“正道直行”的忠烈贞洁之士,到了南宋,朱熹则把屈原和“爱国”结合在起,以资托他对南宋因外族人便而所面临的文明危机的优虑。《楚辞集注序》说屈原有“忠君爱国之减心”心,《楚辞集注•九歌注》说屈原“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楚辞辩证•九歌》说屈原“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屈原关心楚国命运,并坚决地同楚国的君主及权贵等邪思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自杀殉国。屈原之“爱国”,当然本源于他作为楚国王室成员,是楚国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楚国君臣贪腐,其生死存亡对楚国普通人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秦灭楚后的实践说明秦国的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样,南宋的统治者也多乏善可陈,不过,威胁南宋生存的鞑靼人是比秦人更野蛮的侵略者,朱熹无疑早已经预见到了南宋灭亡以后中国所面临的人道主义灾难,才赋予了屈原行为全新的意义。

“爱国”建立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某国的“爱”就意味者对某国的“不爱”或者“恨”,所以,”爱国”也就极容易走向歧途。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如果强调让被压迫者“爱国”,就等于让被压迫者永远无条件地接受压迫而不知反抗。列宁曾经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也正因此,只有和正义结合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爱国思想与帝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专制主义、种族主义这些背离人类文明和公平正义的邪恶思想是天然的敌人,如果任由这样的思想披上“爱国”的外衣,不是“爱国”,而是“害国”了。

王弼注《周易•同人•上九》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案 《孔子家语•弟子好生篇》云,楚昭王出游,亡乌号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借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也。’昭王名轮,哀六年,吴伐陈,楚教陈,在城父卒,此爱国而致它灾也。引此者,证同人不弘皆至用师矣。”楚昭王以“楚人亡弓而楚得之”体现了楚国财富楚国所有的小共同体境界,而孔子改为“人亡弓而人得之”,则体现了人类大共同体的大同境界。“爱国愈甚,益为它灾”直接与“用师”联系在一起,就是为了防止在“爱国”的旗帜下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墨子•兼爱上》认为诸侯之攻伐皆由于不相爱,不能“视人国若其国”。《论语•尧曰》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是为了反对为一己之私利而兴兵灭国。《论语•泰伯》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赞扬周文王,不仅仅说的是周文王恪守臣道,而是赞扬他不为建立周王朝而兴兵。至商纣王无道已甚,不灭不足以解民于倒悬,武王伐纣,则是诛独夫民贼。《孟子•梁惠王下》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周文王不灭商,周武王灭商,之所以都体现了“爱国”情怀,就在于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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