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刘勇刚
[摘要]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学是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赋子作者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担当意识，自觉以文学干预政治，通经致用，讥切时政，有补于世道人心。另一方面经学重术轻学，注重秩序和群体的规范，压以个性，严重阻碍着人性的解放。在经学的拘圈下，文以载道，温柔敦厚，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沉降。
[关键词]经学；文学；沾溉；拘囿
经学是历代官方推崇的庙堂文化，享有“九五之尊”的地位。时至今日，国学的核心仍然是“六艺”之学，这是不争的事实。有道是“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为什么要独尊孔子呢？”归根到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质言之，经学为封建王朝治国之要略，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经学独尊必然对文学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从历时性的实际效果来看，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经学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沾溉了文学：赋予作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担当意识，自觉以文学干预政治，经世致用。另方面经学讲究秩序和礼法，排斥个性，压抑自我，严重阻碍了人性的解放。在经学的拘圈下，文以载道，温柔敦厚，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沉降。
一、经学是入世之学，经世致用这一文学命题立足于儒学一经学
经学是入世之学，乃士大夫立身从政之本，通经方能致用。从经学的眼光来看，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自觉以文学来干预政治，裨补时阙，改善世道人心。就像白居易说的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家倘若缺乏社会责任感，完全沉醉在小我的狭小天地中，吟风月，弄花草，就脱离了时代的主潮。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就是因为他一生以儒学一经学为精神支柱，优国优民，个人的痛苦扎根于时代的痛苦之上，表现了时代精神。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命题立足于儒学一经学。古人讲文章要有补于天下，有益于世道人心，这都是从经世致用来说的，也就是文学的功利性。作家作为知识阶级，承载着社会的良知，要有社会的担当。诗人只有在小我之中映现大我，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生命力，才能感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相反，一头钻进象牙之塔，为文学而文学，那样的文学因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显得苍白无力。
本来孔门原初儒学对文学的功利与审美没有偏废。孔子说得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虽然孔子论诗的落脚点是实用的、功利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但他首先着眼的却是“诗三百篇”的审美功能——“兴”——兴发感动。一首诗，不管它的思想多么深刻，如果缺乏感染力就不是诗，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观”“群”“怨”则是从社会的。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观”就是观民风，知得失；“群”即群居切磋，相互砥砺；“怨”者，怨刺上政。“兴观群怨”综合起来就是文学首先要有审美的感发的力量，但归结于政治的、社会的实用价值。
二、经学独尊，重术轻学，斫丧了文学的独立自足性而沦为政治的附庸
从汉武帝开始中国文化进入一个经学的时代，文学成了经学的附庸，文学“兴”的功能遭到儒术政治的打击。从本质上看，政治的权力运作决定了经学的命运与走向，经学的命运与走向又决定了文学的品格。朱维铮先生指出：经学与儒术有“术学之辨”，即“术重实用，学贵探索”，术重于学。“自西汉以后，经学便君临于思想文化领域。它开始便重术轻学，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无疑起过重要影响。比如说，那以后的思想界，愈来愈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重现状而轻未来，愈来愈将目光专注于君上心意，祖宗成法，百姓规矩，能说与独尊儒术没有联系么？”川独尊儒术的意识映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通经致用，一切文字都要围绕大一统的政权建设这个大方向。过分地强调经世致用必然会斫丧审美的独立性。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的、直觉的意识形态，有它的独立自足性。这种独立自足性就体现在审美上。文学的根本价值就是审美价值。只有本着审美的精神去创作或鉴赏，才能游心太玄。陈寅恪先生提倡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他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说得好：“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我们读《西厢记》、《牡丹享》、《红楼梦》、《再生缘》等，为什么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就是蕴涵着自由的精神与至情的理想。
在经学思维的支配下，经学家（道学家）过分地强调文字的功利性，必然丧失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附庸，质言之，文学为政治服务。一旦文学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文学就是鲁迅所讲的“遵命文学”。“遵命文学”不管你遵谁的命，一为遵命就没有自我。文学的自足审美性又何以体现呢？我们承认文学的功利性，但不能把功利性推向极端。然而经学独尊的结果便是趋向极端一文以载道，这样文学就彻头彻尾地成了经学的小妾，文学的独立性也就无形消解了。南宋理学家真德秀选《文章正宗》一书，在《纲目》中写道：“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平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完全是一副道学家的口吻，彻底排斥了文学的艺术价值，说白了，也就是文以载道。所谓文以载道，无非是工具论，即以“文”来承载“道”，“文”即“道”的载体。这个“道”就是儒家之“道”——六艺。有些思想偏执的理学家，他们反对文辞华丽，认为为文专意就是玩物丧志，简直就是“作文害道”，他们人为地将“文”和“道”对立起来，成为一种不可化解的二元对立。宋人周教顾、二程、邵雍、朱熹、真德秀等人皆强调文以载道，尤其是朱熹，文以载道思想在他手上得以定型，强化了文的道统观念。这样一来，载道便成为经学家、理学家观照文学作品的唯一视角。 元末明初的宋濂以道统自居，他在《文原》中声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将文章的功用完全归于宗经征圣。后来明代的台阁体就以载道的形式宣传教化，歌功颂德，不折不扣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文以载道直接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沉降。明清两代学人谈到诗文都说不如唐宋两代，这是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思想的禁锢。明清两代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科举以八股取士，划定考试范围——四书五经，其目的就是造就奴才。什么样的奴才呢？会办事而没有自我的奴才。一方面以功名利禄来诱惑知识分子，而另一方面又以文字狱来摧残知识分子。在统治者软硬兼施的压迫下，知识分子要安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将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包裹起来，出之以载道之文。文学一旦没有真精神、真感情，那就不是文学了。明代的八股文不好吗？单从形式的角度来说它是对偶的文体，要非常用心才能写好，但它代圣人立言，不是自己的话语，不是自己的情感。所以明代八股文很发达，但真正好的八股文并不多。代圣人立言而非言为心声，怎能不虚假呢？
其实，经学一儒学独尊的地位一直受到异端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挑战。李商隐《上崔华州书》指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又《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写道：“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国在李商隐看来，思想应该是多元化的，孔子不过是古今圣贤之，与其他圣贤相比井无高下之分，为什么一定要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呢？近代龚自珍的思想与李商隐一脉相承，而议论更为尖刻，他有一首诗讽刺儒家入木三分：“三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