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刘勇刚
（接上文）
三、经学拘囿下的审美鉴赏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鉴赏
经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支配着创作的理路，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文学的审美鉴赏与价值判断。说到底，经学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其官方哲学、庙堂文化的特点而与现实政治互动。因此经学拘囿下的审美鉴赏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鉴贯。事实上，文学鉴赏中渗透入太多的现实功利是非常危险的。康德《判断力批判》说：“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人必须完全不对这事物的存在存有偏爱，而是在这方面纯然淡漠，以便在欣赏中，能够做个评判者。”所以戴着经学—儒学的有色眼镜观照文学，一切都会经学化、功利化，就无法生成意象世界，这样一来独立自足的审美鉴赏也就被破坏殆尽了。花间鼻祖温庭筠有一首词叫《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是一首当行本色的闺怨词，写一个贵族少妇内心的幽怨。但张惠言一清代经学家、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在他的《词选》中解读这首词却说“感士不遇也”，又称“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这样就把这首词给经学化了，给它披上了微言大义的外衣。什么叫“士不遇”？就是士大夫怀才不遇。“初服之义”出自《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意谓政治上受到挫折而退隐的念头。“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本写少妇簪花照镜自恋自怜的情态，压根儿就是写实，张惠言却说什么有“初服之义”，这是不折不扣的牵强附会。难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感叹：“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批判了张惠言的误读。再如，王国维提到的欧阳修的《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张惠言说：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真是不折不扣的“深文罗织”!其实这就是一首闺怨词，抒发了闺中寂寞的情感，它和政治没有一丁点关系。要知道欧阳修对诗和词是有严格的区分的，在他看来，诗是用来谈国家大事的，词则是私人化写作。然而，在经学家的眼里，什么都是有微言大义的。
四、扎根于经学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会带来虚伪的粉饰，造成“瞒和骗”的文学
经学对文学的拘囿还体现在温柔敦厚的诗教上。《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实际上是儒家中庸之道在文学上的反映。它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发乎情，止于礼”（《中庸》）。儒家诗教推崇中和之美。的确，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喜大悲都是心理失衡的表现，只有中和才是合乎理性的平衡，从和谐的角度来说温柔教厚的诗教有它合理的内核。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选诗的标准就是温柔敦厚。这样的作品中正平和，音节谐婉。然而文学美的形态是多元的，华丽是一种美， 朴素是一种美；中和是一种美，奔进也是一 种美。作者不可能总是以温柔敦厚的心态去创作。像元代关汉卿《窦娥冤》在经学家看来就有些怨而怒，哀而伤，不符合温柔教厚的宗旨了。剧中第三折有一支曲子【滚绣球】骂天骂地，一腔怒火要烧毁整个黑暗的世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元代最高统治者。对天地的否定，就是对蒙元贵族统治集团的否定，具有一往无前的故斗性，这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一味以经学的温柔教厚的眼光去看待文学，就会带来虚伤的粉饰。就像陶渊明《感士不遇赋》说的那样：“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因为这是刻意回避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讲的“瞒和骗的文艺”。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本来不和谐，硬要挤出妩媚的笑容，说“我很和谐”，这是不折不扣的伪和谐。鲁迅在一百多年前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摩罗诗力说》，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张扬诗歌的战斗精神，猛烈抨击了温柔敦厚的诗教，彻底突破了儒家诗教的束缚，力度、深度都是空前的。文章写道：
盖诗人者，樱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拔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摩罗诗派，也就是西方的浪漫派，如拜伦、雪菜等，任个人而排众数，张扬自我，乃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提倡摩罗精神，反对瞒和骗的文艺，抨击“温柔敦厚”式的“污浊之平和”，不啻是对经学的深刻清算。
综上所述，儒学一经学讲经世致用，崇尚优惠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此种大我的情怀无疑有它积极的意义。但自汉代以来儒家片面地发展了文学的经世价值，逐渐推向了极端，变成了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理念使文学论为政治的工具，导致了文学的异化。文学为政治服务，必然造成文学的荒芜和文丐奔竞的颓风。再则，儒学-经学中的奴化思想与民主时代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是格格不入的。儒学-经学独尊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与官僚政治相始终，而现代社会是思想多元化的社会，儒学一经学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能塑造健全的现代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