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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与文学的交相辉映——以《礼记•乐记》为视点之考察(三)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杨晓霭

(接上文)

三、礼乐之“德”与文学教化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知乐,则几子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以上是《礼记•乐记》“乐本篇”的内容,只要按行文的前后顺序读下来,其中由乐至礼

由“礼乐皆得”而“谓之有德”的逻辑关系便显示得很清晰:乐由心生——乐与政通——乐通伦理——如乐几于知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制礼乐之目的即在于“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正”,正是“德”的本义。

“德”字的形成十分古老,从字形变化看,它的本义即是人心的“正”和行为的“正”。

如图所示,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ㄔ”(chi)(四声)形得号,表示道路。也表示行动,右边是一只眼睛的,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 故字之本义即:行动端正,在金文中的会意更加全面,“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行正正心正,才算是“德”。

更实现“富” ,则须“得”礼乐。“乐者所以象德也, 礼者所以极理也。……乐也者,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故乐行而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这些论述,一层一层推进,把

礼乐的教化功能与教化意义,揭示得极其明白。(一)“乐”象征“德”,礼节制淫荡。符合“礼”的“乐”表现出来的就是“有德”。(二)“有德”的“乐”,可以使民心向善;可以深打动人心,从而改变风俗习惯。所以制礼作乐的“先王”,一定弘扬的是这样的乐教。(三)乐教施行,金使社会如清水上的链费,层次分明:乐教施行,会令人耳聪目明,头脑清醒;乐通行,会今人神消气真,性情平和:乐教施行,会改变不良习变为良好风俗。这样天下处处太平。(四)正因为“乐”有如此功用,所以知乐的君子越发会反省自己,发扬良善性情,培养高尚志趣,并且阐发音乐的意蕴,而成就乐之教化的用途。(五)乐教取得了成效,百姓即向端直方正的方面发展,由此便可以看到“德”之高低了。而“德”是“性”的端正的表现,“乐”则是“德”开出的美丽的花朵。(六)“乐”的表演即是“施”——给予,礼的制作则是“报”——报答。乐就是让人心快乐,礼则是回报给了人快乐的天地万物神灵祖先。所以“乐”使德行更加美好,“礼”使本性更加善良,都是让人回到人本来就具有的美与善的品性上去。

倘若从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论起,“当时在朝聘会同的各种礼仪活动中,不仅礼与乐合在一起;而且当时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实际便是一种音乐的活动。”川诗歌从来都被看成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由这一形式延伸到广义概念的文学,作为礼乐一分子的文学,教化便是它的天职。中国文学的确坚守了这一“本分,而且自始至终地以这一天职为创作的原则与标准,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只要顺手撷取人们熟悉的诗文辞赋,都会看到鲜明的教化旨趣,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读 下来,无论哪种体裁,什么题材,言志也好,缘情也罢,无不关乎“美教化”,系乎“移风俗”。并且,无论哪一种体裁,一旦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文人的创作,即被迅速“德化”,即使像“曲子词”这些兴起于花间尊前的“艳科”,一旦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视野,它将注定被视为“诗之苗裔”而进行“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改造,从而发挥风雅功能,获得美词效果。李殿魁先生总结说:“从纯文学的立场来说,文学作品是性灵的发抒,它是自然的流露,没有任何条件的约束。可是在中国,从有‘诗’开始,它就没有自由过,因为它除了尽文学的责任外,更要尽一部分音乐的责任。 所以早在春秋时代的墨子说:‘诗三百,孔子弟子皆被弦歌之’;不仅孔子拿诗歌当修身养性的科目来教导学生,就连两周时代的诸侯、大夫,无不用诗歌来作为折冲撙俎,政治上、外交上的特殊表达工具。”的确,“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来都是文人的使命,从来都是中国文学创作追求的“第一”目标。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是“德”的象征,是“德”开出的花朵,施“礼”的目的即在于教人有“德”。“乐”的表现是“施予”,“礼”的表现是回馈。“乐”之所以令人快乐,在于它自身的愉悦属性;“礼”之所以能实现回馈,在于它返回到了本源。“乐”的愉悦使“德”更加显明,礼的回馈让“情”越发深厚。“乐”对“德”的彰显,“礼”对“乐”的深化,互为表里,相互促成。因“礼乐”而抒之情,为“礼乐”而造之文,自然就是有德之文。因此,礼乐教化方能收到“正”之效果,《礼记•文王世子》日:“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教喻而德成。……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礼乐教化而使“德成”,“德成”的收效便是“教尊”、“官正”、“国治”。不要说“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要求“德成”,春秋战国时期,对自然的观照也是“以礼乐”而“德化”的,如《管子•水地》篇、《荀子•法行》等,艺术审美中的“比德说”,更是德化的产物。

礼乐均能“得”,即为“有德”,而能成为“有德”者,正是因为“得”了“礼乐”。”礼乐的精神实质在于通过礼乐之文与礼乐之文与礼乐之“情”的教化,使人们能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识礼乐之文者能述。”尽管这里的“作”与“述”从而成就“圣”“明”人格。“知礼乐之情者能作,是就礼乐而言,在阐述礼乐的制作与传承,但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述作”早已被理解的久作压的作,且融会经义,发为文章,“比雅颂之述作”者,俨然成了文学的主导。“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溢,知其行也。”诸侯德高则教化能够施行,教化施行了,就如五谷按时令季节播种成熟一样。于是,天子论“收成”来给诸侯赏“乐”。诸侯治“国”,百姓劳苦,所赏之乐,则舞蹈的人数少,舞队的行列间隔得宽远;诸侯治“国”,百姓安逸,所赏之乐,则舞蹈的人数多,舞队的行列就间隔狭窄。礼乐便是教化的内容。施行礼乐,以“德”量高下;文学创作,以人品论文品,也是诗坛文场恪守的准则。《乐记》“魏文侯” 一节,专论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子夏引诵《诗》,以明“德音谓之乐”:

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无境者。其他克明。危明危类,克长免君。王此大邦,克顺免件。伴于丈王,其德靡诗。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

“莫其德音”十句,出《诗经•大雅•皇矣》。毛序:“《皇矣》 ,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国不论这一评论是否能概括全篇内容,天下大定的歌唱,总是人们对“有德”者的歌颂,这就是“乐以象德”的体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天下太平,确定大律,调和五声,弹奏琴瑟相伴演唱诗歌,颂扬安定的社会,这就称作“德音”。“德音”即称作“乐”。广义言之,“德音”能称作诗、能称作歌、能称作文学。传扬“德”即为文学之动能。“礼乐文学”的出现,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成果,“乐终而德尊”回,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终极意义。

四、结语

徐复观指出:“我国文学源于五经,这是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大传统。”川今世学者论“经”,或曰“六经皆史”,或曰“六经皆文”,曰“史”日“文”,其源一也,其极亦一也。而将礼乐与文学联系起来,讨论“礼乐之文”与文学的抒情方式,讨论“礼乐之情”与作家的人文情怀,讨论“礼乐之德”与文学的教化功能,仅仅是“大传统”中的小案例而已。实际上,在由礼乐融会贯通而建立的和同敬爱的广大“天地”中,对“述作者”来说,“礼乐” 既是指导思想,又是创作内容,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渗入作品,呈现出一片礼乐与文学交相辉映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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