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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人改造的意义——以文艺“形式”问题为视角的考察(二)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罗立桂

(接上文)

二、民间艺人:大众化形式的介体

从外面来解放区的作家没有受到本地传统的习染,短时期内习熟民间形式不可能。即使勉强学会,创作出的东西在和群众的沟通上也难以达到民间艺人那样自然和受欢迎。朱平谈到“社火头”刘志仁时就说:“ 我们编的秧歌,有些调子群众不爱唱,他把它改成当地的调子,便很快流行起来。”民间和大众有自身特有的话语方式,大众对文学的接受和审美也存在着自身的传统和特色。“大众化”创作要能够适合大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就不能选择已经死去的传统的形式,必须要选择还活在大众生活中或者口头上的形式,而民间艺人所代表的正是活在百姓生活中的文艺形式。

为了使文艺“大众化”运动能够顺利地在乡村、在群众中展开,能够尽快实现动员组织群众的目的,借助民间艺人是最有效的方式。据李伯到说把团结与改造民间艺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是在一九四〇年的夏天,之所以看重民间艺人,主要是看到了民间艺人和群众沟通方面的天然优势,群众拥护他们,能够自愿拿出钱来看他们演出。在关于民间艺人的叙述中,都提到他们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安波、萧三写拓开科老艺人说:

在裴家湾乡下,拓老汉经常是这样受欢迎的。闹秧歌的时候,大人娃娃都急着要看“挎挂鼓子”老汉(拓老汉在秧歌中的主要角色),人们爱他不但舞的活泼,尤其是“说得实在好!”词又新鲜,口又流利,字字句句送到听众的耳里,立刻就唤起热烈的喝彩。他在附近几十里很有名。正月里各乡都争着请他去表演。平日农忙时候,山上的变工队一看见他,说:“喂,拓老汉,给我们说个练子嘴吧。

善说大鼓书的赵治国是一个战士,但是他入伍前在家务农时就喜欢说大鼓书,入伍后,他的大鼓书表演也深受欢迎。赵治国说大鼓 书,在他们那里得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他们认为这是连队中文艺活动的最好的形式之,正在发挥和提倡。”说书是陕北农村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适合农村落后的文化环境和口头传播的特征,因而非常流行。边区农村有很多说书艺人,他们的表演在乡村很普遍,也非常受群众欢迎。林山曾说:“我所走过的许多村庄,根少听到没有说书匠来说过书的。只要有一家请书匠说书,全村的人都有听的机会。出名的书匠说书时,邻村也有赶来听的。听众常常把窑洞挤满。我所接触过的区乡干部和群众,对说书都很熟悉,很爱好。”韩起祥就是当时延安出名的说书匠,他双目失明,13岁开始学习说书,技艺高超,表现力强,说书表演非常吸引听众,1945年,他加入了陕甘宁文协成立的说书组。

团结和改造民间艺人运动所看重的也正是民间艺人作为掌握群众受欢迎的民间文艺形式载体的功能。民间艺人是活在当下生活中和口头上的民间艺术形式的介体,他们掌握着娴熟的艺术技巧,对民间艺术形式得心应手,能够借用来向农民普及文艺,教育引导农民,这是当时延安领导人和文人的基本共识。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就提出中国文艺要通俗化,要创造“民族形式”,就要 利用民间文艺的语言、形式,而“主要契机”是“民间艺人的被利用”。因为他认为在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区,民间艺人最清楚农民的文化心理和需求,最熟悉民间文艺形式,是农民文化的载体和化身。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了延安文艺和文人的努力方向,文艺要贴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后来,在关于边区建设文化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他曾明确提出在人民的新文化还没有完全占领边区的现实条件下,在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利用改造旧艺术形式和旧艺人。他说:“ 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在丁玲看来,利用改造民间艺人的做法,看重的就是民间艺人熟悉掌握着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这一优势,她说:这些 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时代变了,人民虽然不需要那旧内容,但他们却喜欢这种形式,习惯这种形式 ……”1942年后的延安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在领导人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引导下理解阐释文艺问题的,因此,丁玲的看法在文人中具有代表性,提到旧艺人改造,陶钝认为:“我们团结他们是为了教育他们,转变他们从旧社会所带来的认识,利用他们的技术作为我们教育群众的工具。”党的文艺政策的规约下,为了在解放区实现文艺的充分大众化,建设新的农村文艺,达到普及文艺教育、组织动员群众的目的,凡是当时农村中群众熟悉爱好的艺术形式,如秧歌、窗花、年画、皮影戏、社火、民歌、说书、道情、郿鄂戏、吆号子等,都在建设新文艺、促使新文化与大众结合的过程中被重视、被批判地利用,而劳动诗人、善剪窗花的妇女、社火头、练子嘴老汉、说书匠等等,掌握这些具有民间性与地方性艺术形式技艺的各类艺人,自然也在改造利用旧形式、建设新文艺的运动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实,早在1938年,茅盾在分析了利用旧形式的大众化作品“不大众化”的毛病后,就指出了真正熟练掌握旧形式的办法:“ 先须科学地研究民间文艺,洞见了它的构成要素与技巧的特长,这,民间文艺研究专家和演奏家(艺员)的合作,是不能缺少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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