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任遂虎
[摘要]推原天地是传统国学理论致思万物、演绎事理的总要。观天察地体现着认知与人文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追求与体悟的交织。由观天察，逻辑地走向法天遵道。法天遵道，指效法天地法则，适应自然规律。法天遵道的理念，渐次固化为宗教般的心灵虔诚，产生出“敬天”、“谢天”、“乐天”的思想情怀。在这种情怀的主导下，国学理论主张保护资源，力图做到惜物而节用，好生而重命，爱护生物，维护生态，以贯彻宇宙大化流行的法则，弘发天地精神的神圣与尊严。在生态问题摆在人类面前的当今，重温天人合一、物我不二的古训，重新回到悲天悯人、体证生生的精神境界之中，对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有着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传统国学；法天遵道；生态意识；当代意义
一般认为， 生态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我国古人已经具有初萌形态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在经典文献中有着相当充分的表述。在当今中国及至世界上，传统国学中的生态意识依然有着鲜活的意义。
20世纪出现过发展生产、经济的高潮，造成了生态失调的严重后果，教训十分深刻。当今，“一带一路”宏伟规划，需要汲取以往的教训，在扩大自身经济、市场腹地的战略基础上，关注生态的恢复。重温古人天人合一的教诲，再造人与自然相适应的环境、就成为多边国家的共同职责。不同文明类型之间，可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生态问题，作为世界整体协调的课题，以全人类的协作为前提。“一带一路”力图在多边机制下，实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这正是传统国学中所推崇的“协和万邦”川、“通万方之略”的大文化观念的体现。因其如此，讨论传统国学中的生态意识，对于经济发展中既顾及自身而又兼济天下，就显得更具现实价值。
一、天察地旨在认知、体悟外在世界
推原天地，探究阴阳，是传统国学理论致思万物、演绎事理的总要。在古代哲人看来：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先贤们面对浩渺的天际和苍茫的大地，感到神秘莫测。于是，便通过观察、体悟加以探索。“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其目的就在于弄清天体本身的结构存在及运动规律，以满足人们现实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观天察地，无非是寻求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样式”，即本质的、本真的存在状态、构成特点及运动规律。
在中国古人那里，“天” 这概念，侧重于宏观的“形而上”，指向抽象的天体系统。它有着极为丰富而特殊的文化意蕴，既渗入了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又承载了文明社会的文化积淀。由于“天”高高在上，举目可见，必然引发人们不断探索、臆猜的热情和兴趣。“究天人之际”就成为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经久不衰的话题。
“地”与“天”相对而言。观“天”，又不能不察“地”。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依“地”而生存。“地”与人的生活更加密切。与“天比，“地”的概念更为侧重于微观的“形而下”，指向具象的周围环境系统。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体的外界系统。
推原天地，就是要把表面的观察升格到宇宙的“本根”， 探究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的本体原因和生成依据。这就使得“天地”概念既可包含无形无象的道理，也可包含有形有象的实体。换句话说，推原天地，探究阴阳，是把科学性的探索与哲学性的致思统一到同一理论框架之下。因为在古人看来，无论是哲学的致思，还是科学的探索，都不外乎对世界的认知、体察与感悟。
从中不难看出，古圣先贤孜孜不倦地观天察地，谈天论地，并不完全是天文学意义上的认知。一方面，限于古代落后的科技手段，古代人难以精确认知自然的本真状态和运演规律。另一方面， 这种观察本身就具有哲学思考的目的和内涵，不是单一的认知活动，将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目的论包容于一体。用《易经》作者的话表述，就是：
者包括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封，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所谓“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想把本真认知与人文期待相结合，将理性思考是题的生，相新开；务外在追求与内心体低相交纪。先哲已觉系到，离开认知，人的进接零发走向虚幻，而离开人的价值坐标，认知活动就会失去动力和意义。
二、法天遵道以求适应自然规律
国学文献讲得十分清楚，观天察地，了解宇宙本性、认识万物状态的同时，需要“以察时变”，“以定人道”，使认知成果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结合起来。这正是由观天察地走向法大遵道的逻辑取向。
法天遵道，指效法天地法则，适应自然规律。天地中有永恒的理，永恒的道。道体现万物的内在机制，是规律、秩序元素的综合性。这个综合体永恒，无限，神圣。人只能认识和遵从，不可设立和更改。
在古人眼里，广袤莫测的“天”，是哺育万物的总源泉，既是万物生成的母体，又是生命化育、成长的动源。相传，尧、舜就以“继天立极”、“法天而行”为己任。春秋以来，孔子讲“知天命”，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回,荀子讲“参天”、“制天命”老子讲“天法道，道法自然”，孙子讲“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庄子讲“通天”，阴阳家讲“顺天”，墨子讲“天志”，到后来的理学家，大讲“天理”，其实质都在于“究天人之际”，探索 如何正确遵循和把握天道。观天察地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这便是古人所说的“古之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合四时。……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
法天遵道思想，渐次固化为宗教般的心灵虔诚。
国学文化把原始宗教意义上的“天”和自然本体意义上的“天”加以凝聚糅合，形成一种内容宽泛的生命情绪化的“天道观”。这一“ 天道观”把人的理想愿望、追求期待统统投射到“天”幕上。古代思想家对“天”的态度，可谓十分虔诚。“敬天”，”谢天”，“乐天”，都表明了这种虔诚的态度。
“敬天”，出于情感认同。古人用道德的、伦常的、文理的眼光来看待天地，尊重天地，敬奉天地，像对待自己的祖先、父母那样对待天地，力图“与天地合其德”,以“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的态度，使天人共处一个合一而不相隔的伦理结构之中。在古代哲人看来，仅仅从认知对象层面把握天，还远远不够。“天道”圣化之后，开始与宗教情怀实现了浑圆无碍的对接。儒家“天命观”赋予了“天”超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墨家“天志论”以“天”为奖善惩恶、监控下民的神灵。孔孟乐道的“知天命”、“知天尽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境界，它超越了一般的世俗功利，要求人把“天”作为情感和审美对象的同时，更要作为敬畏和信仰的对象。“欺天”和“灭天”行为，必然会招来灾难。天一旦发怒，形式化的祈祷难以奏效，即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