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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经学对文学之影响——以王昶为中心考察(一)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武云清

[摘要]清代中期,考据学风靡当世,跃居学术界之主流,这一学术派别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讲求有本之学、溯求本源。这种学术思想对清中期文坛影响甚大,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常见经学之色彩。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金石学家之一,因编成《金石萃编》而著称于世,同时他又被沈德潜列入“吴中七子”,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他的文学思想也多与学术思想相通。最突出者,莫过于将“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与“专于一家”的治学方法推广到诗歌、古文领城,在清代中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是,王昶又没有受考据学所限反而展现出种更为通融的姿态, 成为桐城派代表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主张的理想典型。

[关键词]经学思想;文学思想;王昶;以经史为本;专于一家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史上最有代表性、最具时代特征的学派之一,以侧重文字训话、考证名物制度为鲜明特点。这一学术派别源起于明代中期的杨慎、梅篇,渐兴于清代初年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鼎盛于乾嘉时期”。学界对它的称呼不一,或称“ 考据学”、或称“朴学”、或称“汉学;对它的形成原因也各持已见,梁启超主“理学反动”说,钱穆主“每转益进”说,余英时主“内在理路”说。不论是称谓,还是形成原因,考据学的复杂性显而易见。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乾嘉盛世,一大批士人之所以从事考据学,是因为文字狱所致,‘清朝士人慑于文字狱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入故纸堆里,专心做考据,久而成为风气”,从事考据学成为士人逃避文祸、远离政治的方式。文字狱确为考据学鼎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但也不宜过度夸大。我们应该明白,考据学在乾嘉盛世风靡当世,跃居学术界之主流,除了一些外在因素外,更有赖于其自身特点,它既是时代的现实需要,又是学术发展的自然结晶。从学术发展进程而言,乾嘉时期考据学是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必然结果,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严谨缜密的文献考证分析,运用由字而词,由词而义的治经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的治经原则,整理、研究古代典籍,力求客观实证,而无意于议论褒贬,不至于被斥为“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所以有更多的学者愿意从事其中。乾嘉学者认为“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经,实事求是”,“《十三经》皆先圣遗言,其义本可相通者多”,这才是他们认为最接近著者原意的考证方法。

受盛世时期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学术氛围的影响,文学与学术合流,成为清中期的一股潮流。正统文人纷纷倡导“以经为本。杭世骏主张:“读书必先自经始,读经必先自传注笺解义疏始。”秦惠田修篡《五礼通考》时,也是“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纪昀称根本六六经才能不悖于道: “惟根本六经,而旁参以史、子、集,使理之疑似,事之经权,了然于心,脱然于手,纵横伸缩,惟意所如,而自然不悖于道。钱大昕也说:“词章雕虫哂小技,枕葄六艺培本根。间当时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少时研习辞章,壮年转而潜心经史考据,如钱大昕、王鸣盛、阮元等,强调“以经史为本”也是潜心考据的必然要求。而且,更为显著的是,绝大部分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文人,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段玉裁为诗人兼经师,王昶记日:“往予在蜀中, 丹阳陆炳示以《蜀微诗选》,中有段君若膺诗,始知君为诗人。又数年南归,过苏州,见君轻砼侃侃,谭经悉本于古训,又以君为经师也。”身为考据家的翁方纲,提出了“肌理说”这一诗歌创作理论,使其成为乾嘉诗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王昶也是如此,他不仅以五十年心血编成《金石萃编》,也以“吴中七子”之一而称誉于乾嘉诗坛,品评诗歌一向颇为苛刻的李慈铭称:“乾隆中经儒之称诗者,沃田最胜,兰泉次之,先生(凌廷堪)诗可以上接西庄、下揖芸薹。”认为王昶是乾隆时期仅次于沈大成的“经儒之称诗者”。

王昶为后世所知者,莫先于其金石学成就及其《金石萃编》,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其归入“金石学家”之列,其《金石萃编》堪称当时部“集大成”的金石学巨著,集录历代各金石家之说,正如王昶自己所言,“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焉”,在金石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接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与赵明诚的《金石录》。参与编定此书的钱坫称“体大思精,海涵地负,集众说之异同,正史文之伪缺,实为向来金石家所未有”(《金石萃编跋》),近代梁启超也说:“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中凝结者王昶五十年的心血与精力,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王昶文学领域的成就始于“吴中七子”的闻名域外,即早年肄业紫阳书院期间,当时的两位院长,王峻与沈德潜都很重视激励弟子潜心学问,王峻教导门生“读书当自经史始”门,沈德潜也主张“既当宗经,又当证之史学,以广知人论世之实”同。“通经读史”成为当时学院,乃至整个社会盛行的风气。由于湛深于经史之学,王昶的文学思想也多与学术思想相酒。最突出者,莫过于将“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与“专于一家”的治学方法推广到诗歌、古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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