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武云清
（接上文）
无论是“湛于经史，以养其本”，还是“上溯《风》、《骚》，本原经史”，抑或是“禀之经以正其源”，都在阐述文学本源问题，也就是王昶对于文学本体的认识。沈德潜选编《吴中七子诗选》时，所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特点。《七子诗选序》日：“七子者秉心和平，砥砺志节，抱拔俗之才，而又亭经藉史，以培乎根本。”“亭经藉史，以培乎根本”既是“吴中七子”人格修养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们诗歌创作的根本依据。王昶作为“吴中七子”成员之一，也不乏这种共性。
“学”被王昶视为诗歌创作的首要因素，而且“学以经史为主”。乾隆四十八年（783），吴泰来所作《述庵诗钞序》转述王昶论诗之言：
吾之言诗也，日学，日才，日气，日声。学以经史为主，才以运之，气以行之，声以宣之四者兼而弇陋生涩者庶不敢妄厕于坛坫乎。
时值王昶任西安按察使之际，与吴泰来、严长明、孙里衍、洪亮吉等人交往频繁，公务之余，以诗歌唱和为乐。吴泰来所转述者，应是确切无误的。王昶热认为，“学”、“才”、“气”、“声”是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缺一不可，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强调“学”则须“以经史为主”。《示朱生林一》亦日：盖学与才、气与法，四者缺一不可，然又须陶铸精粹，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晚年传授门生学诗之道时，更是将此四要素概括为“学问”、“才气”、“声调”。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昶在长沙奉命办理民事之案，岳麓书院院长罗典率唐业敬、唐业谦兄弟来受业，遂为其论学诗之道：“诗道之多，正如汉家宫阙，千门万户，然其择之也，与古文同。果能熟读深思，傅以学问，辅以才气，壮以声调，何患不成大家？”四即“学问”、“才气”、“声调”是诗歌创作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嘉庆元年（1796），王昶致仕归田后，主讲娄东书院时又说道：“诗道久榛莽，百鸟争啁啾。生平五十载，颇能辨源流。先贵学问博，次尚才气优。终焉协音律，谐畅和琳谬。所得敢自秘，劳子频咨诹。识途须老马，世幸毋訾尤。”王昶建构出自己“先贵学问博”的诗学理论体系，“学问”、“才气”、“音律”（或“声调”）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有先后之别的，他更注重诗歌中之“学”、“才”而非声调格律。
反观王昶自己的诗歌作品，“以经史为本”、重视学问的痕迹非常明显。诗中考订印证的内容较多，经常有考证地理、名物、碑石的成分，即“以金石考据入诗”，大有“学人之诗”的特点，这种风格主要集中于从军边地以后的诗作。一方面，以诗考证地理、名物等。譬如《春融堂集》中就有考证古物之诗《雁足镫》，诗中详细描掌雁尼镫的形状、来源等，为“以考据入诗”的典范，限于篇幅，此处不予引用。再如《美笃寺》：
岧晓美诺寨，塞后峰如簇。厥寺更巍然，厥名日美笃。严事者喇嘛，云本出天竺。非黄亦非红（喇嘛有黄红二教，以衣帽为别），白教世未瞩。祖堂达尔党（达尔党，地名，在西藏之后），世传在穷谷。有布鲁思古，梵行众所服。其胡毕尔汉（神魂之谓），转轮每来复。其经达丝拉，诵之可禳福。其佛色丹巴，尊与瞿昙属。其众尽犷悍，其术悉阴毒。番酉愚且顽，崇信等尸祝。层楼三重高，宝网四阿蹙。画壁所见稀，狰狞千手目。累累悬髑髅，森林横剑獨。忆昔四天王，护法愿已熟。臂或擎日月，身乃乘狮鹿。警兹行道人，清修倍齐邀。御彼波旬徒，幻化免挠触。何期变本初，遂作天魔族。鸣呼西方理，清净断六欲。其衣尚坏色，其食仅斋粥。颇怪达赖权，衣帛景食肉。加以演揲教，秘戏佐淫读。何况奔布尔，像设示诛戮。睚眦起诅咒，斗争助奔逐。鈴铎仍铿锵，楣栏互起伏。旁行四句书，亦用银泥录。曩宋莎罗奔（土司适子出家日莎罗奔，庶子出家日曩宋），出家擅利禄。蹎习发交冲，并吞渐成俗。奇衷终无效，杀机久逾蓄。因致绝微人，膏血途草木。真当聚而歼，焚庐讵为足（癸巳冬，是寺果为官兵所毁）。
此诗作于从军蜀地期间，考证美笃寺的由来，绍述白教喇嘛的情况。从中可知，王昶对达赖颇为不满，因其改变了清修寡欲的原初教义，而今“颇怪达赖徒，衣帛兼食肉。加以演揲教，秘戏佐淫读。何况奔布尔，像设示诛戮。睚眦起诅咒，斗争助奔逐”，喇嘛已经堕入世俗，因此，美笃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冬为官兵所毁。另一方面，以诗注的形式考证地理、水利等内容。滇边时期所作《渡潞江》一诗之注释中便详细考证潞江的名称与支流。归京后，《奉命谳事新安》一诗追溯历代水利的发展情况。晚年归田后，这种考据之习依旧不减，《陈忠裕公祠宇落成诗以志之》末尾注云：“忠节授命在忠裕公前，故忠裕集有《葬夏考功诗》，然是时节愍牵连被逮，卜葬未成，其后门人昆山盛符升始葬之，宋荔裳琬曾纪以诗，然其葬处，我乡前辈未经记载，遍访无踪，因志于此。”《虎邱寓舍即事》其三诗云：“千秋楼阁仰峨眉，新奉香山与拾遗。谁识青莲曾过此？烦君合作四贤祠。”诗末注释“四贤祠”：剑池上原本就有仰苏楼来奉祀苏轼。前太守任晓林以白居易曾经为苏州刺史，也建阁奉祀。赵翼因为杜甫诗中曾有“东到姑苏台”，所以三祠并建。王昶考证《文苑英华》知，李白也有《建丑月十五日虎邱山夜宴序》，又依据《新唐书•宗本纪》考证建丑月为十二月，李白之宴虎邱在上元二年。嘱托于鳌图并祀李白，遂有“四贤祠”之称。（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