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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河西私学的发展与儒学的师承关系(三)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高人雄

(接上文)

正是指出文学要传圣人之意,方能承担社会教化重任。魏征《隋书•文苑传》也指出“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敬颂,匡主和民。”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学性质论,往重实用价值,故“章奏符做,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用对文学的实用性的观念,体现在北朝各种文体作品的创作上。

十六国北朝时期,在这种儒学思想的浸染下,治史观念也日益强烈,上述师承关系下的几位儒士,也均有史学著作。刘眪,一直以国家专管记注官员和“国师”身份,主持各朝的图书注记管理和文教工作,他凭借自己杰出的才华,深湛的功力和有利的条件,立学授徒、弘扬儒学,校经点籍、整理古经,著书立说、总结文史,把自己一生的心血献给了河西的文化事业,成为当时名扬河西、声震中原的学者。在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城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儒学领域内,刘眪上承汉代儒学之遗风,下开五凉儒学之繁荣,在中原儒学传入河西以及儒学在河西的传播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老师郭瑀“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而郭荷出身于东汉经学世家,他的六世祖整,在东汉安帝、顺帝时就以研究经学出名,以后就以经学传家,因此郭荷的东汉家学,经郭瑀传至刘炳。刘眪继承了汉代政治化儒学的传统,不染中原经学日趋玄学的风气,强调儒学的政治实践作用,重视儒学的实用,大力倡导“通经致用”的儒学,使得中原日趋衰败的儒学在河西又一次得到了生机,也使一大批河西的儒士因此而毫无愧色地游身于五凉政权之间,为现实政治服务。不仅如此,刘眪以其深厚的经学功底,对《礼仪》《周易》《春秋》《论语》 《孝经》 等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其河西儒学特有的风韵,注解了《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使学者们借以通经。其中所注的《人物志》,志在发扬了知人任官之本,保持了河西儒学固有的本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河西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陈寅洛先生说:“刘眪之注人物志, 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难窥见其一斑矣”。刘眪所倡导的这种处世哲学,非常切合当时河西士大夫的实际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河西儒学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刘丽为宜扬河西儒学的这种基本精神,宏发其“圣人”之道,开馆延学,培养门弟,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秉承河西儒学或深受河西儒学滋养的名流学者。其中有曾为刘眪助教、“以儒学见拔”、著有《丧服记》的索敞”。还有常谈“名教”与“自然”合一,被刘眪誉为“卿年尚稚,官若老成,美哉!”的程骏”,他们在学术方面亦颇有建树。魏主平凉州后,皆人仕于朝,分别担任中书博土和著作郎并教授学生、传其经学。这样刘眪通过师承关系使河西儒学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使学术思想绵延后世,并又回传辐射到中原对以后经学的发展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史学领域中,刘眪又堪称是十六国时期的中原,对以后经学的发展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史学领域中,刘眪又堪称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位史学大师,他一生著述甚多,内容丰富,其中绝大部分是史学著作。他“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中其中《略记》是删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书而成的一部通史著作。在魏晋以前,还没有一部直接叙述 上古至魏晋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其内容只记救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班固的《汉书》只仅记录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历史,《东观汉记》也只断断续续记载了东汉至曹魏的历史。虽然三部史书详细反映了这几千年历史的面貌,但内容庞杂,多所重复,卷峡浩繁,不一而看。于是刘眪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削,去繁就简,加工整理成部系统而又全面地反映几千年历史的纪传休通史,为当时的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方便,这不能不说是刘眪在史学上的一大贡献。《凉书》是专门记述前凉史事的纪传体国别史,也是第一部详细记载公元4世纪河西历史的一部史书。之前,河西虽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争夺的对象,在史书中亦有零碎的记载,但像此书由本土学者详细记载的却没有。刘眪不啻为专门记载河西历史的第一人。《敦煌实录》 则又是刘眪悉心研究历史、挖掘史料,编撰而成的专门记载敦煌志史的我国第一部实录体编年史,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我国古代实录体史书起源于梁代的《梁皇帝实录》。其实刘眪的《敦煌实录》要比《梁皇帝实录》早百年,是我国古代实录的真正起源。只是由于此书在唐初即已散佚,故《隋书•经籍志》未曾收录而已,由此可见,刘眪在中国史学编撰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眪所编纂撰写的这三部史书,实际上是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河西历史的总结,反映了他在史学上深湛的功力。他的著作不仅在河西地区广为流传,而且在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北京还将刘眪等人的著作送给了刘宋政权,从而为南北朝学者研究编纂北方历史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对促进南北之间的史学交流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可惜这些史书在后来逐渐散佚了,但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中还存有《略记》和《京书》 的著录。《敦煌实录》的部分内容被《太平御览》《续汉书•五行志》《太平寰宇记》 《姓氏辨证》《太平广记》《北堂 书钞》《姓氏略》等书所收录,后清代武威著名学者张澎先生在编辑《续敦煌实录》时又从这些书中辑录了出来,作为他《续敦煌实录》的首卷,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河西历史的宝贵资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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