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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以明道——浅谈二程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与观点(二)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王沁凌

(接上文)

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虽未知圣人之学,然宗经师古,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祖继起,不得不褒尚名节,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故当时名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无异,故五胡乱华。夷狄之乱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谓有天下,第能驱除尔。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境使肃宗,便篡。肃宗规使永王磷,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道学始于孔子,由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这是由二程子所认定的道学”特征之下再次发现的传承关系。在这“道统”之外,亲近圣人如七十子者也不过“各以其材之所宜为学”,因此孟子亡后,门户众多、学者渐渐莫知所从的趋势是自然的。秦以后的儒学变化,则因门人刘安世“问百世可知之道”1而云然。据伊川所说,汉虽未知圣人之学,然“宗经师古,识义理者众”,故其治“大纲正”;唐“虽号治平”,然而“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以唐观汉,可知程子所谓“大纲”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大纲正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唐有英雄平治天下而未能正三纲,故虽“混一一天下”,仅有烦琐之治具,此“万目举”。汉三纲正而去道不远,世乱而守节之士多,为其-一证; 唐虽有英雄,而其治自始便有三纲错乱之处,故后世子弟群臣皆不可使。故汉之治过于唐,大纲正过于万目举,治道胜于治具。三纲即治道之基、礼祛之本,无三纲即无礼法,礼法不行则入于夷狄。三纲是治乱之所由,亦是夷夏之所以辨。儒家所传之道包含平治天下之道,治道之本在于三纲;三纲是人伦基本,亦是治国之道;读经者当明此道,当求此道之有用于今日;为政者当以经典所载之道行于己身,而后可以行于国。因此,二程子所倡导的“道学”是经典之学,也是有用之学,是政治学,也是伦理学。

二、读经以致用

“道学”是有用之学,读经以求道,就是穷经以致用。”致用” 是二程子与门人论读经为学时最常提及的话题。云:

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达于政事专对之间乎?则其所谓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四)

今人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须是未读《周南》、《召南》,一似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 (河南程氏遗书》 卷第十九)

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日:“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在他们看来,不能致用者虽“号为穷经者”,仍是“不会读书” 。注疏文章之学的最大弊病在于全无用处,“ 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是这个人”。他们引用“诵《诗》三百”与“正墙面而立” 云云,提醒学者思考孔子教人如何读经、为何读经的。读经可以有用于一 家一用室,也能够引出治国平天下之道,可以有用于朝堂之上,也可使学者“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孔门七十子虽“各以其材之所宜为学”,然守本不失, 皆知学以致用,以“文学”著称的游、夏之徒,其学尚期于“以察时变、化成天下”,完全不同于后世“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期的文章之学。要言之,道学与词章、异端的区别,就在有用无用上。而这“用”是十分鲜活而亲切的,这在二程子与门人苏季明关于为学的议论中,阐述得更加彻底: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已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一作方。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 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

苏季明欲治经,然自觉“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大概只是泛观,不知何处下手。这可能是当时不少学者的问题。大程的回答,以“修辞”代指讲习经典,认为学者讲习经典的过程中,如果只以“修饰言辞”为目的,但求言辞通顺漂亮或议论胜过他人,便“只是为伪也”。”道学”博大,其下手处唯在“立诚”。所谓立诚,‘正为立己之诚意” ,“体当自家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之实事”。立己之诚意,‘却只是忠信” ,只是进德,即讲习研求经典,首先要想到如何有益于自己德性的提高,这种提高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以诚敬充养内心,和以义的准则范导言行。这就是“古之学者为己已”的为己之学。“立诚才有可居之处” ,是说树起学而为己的诚心,治经才不会茫茫无归,纷繁的经典之言中才有自己的立足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有立足之处,然后可以治经。进德与修辞立诚不是并列的二事,“实 下手处”与“实修业处”应是一事之两面,若要分别,可能是作为“实下手处”的进德在先,作头脑,治经讲习的“修业”随之。相比之下,小程不像大程那样随处引用经典而言己意,他的议论显得更为平直。治经是“实学”,这“实”与注疏、词章、异端之学的“虚”对应,盖指实有其用之学。治经所以为实学,是因为道在经中,“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并且明白可见,“警诸日月在上” 。学者治经,就是求道。“道” 涵盖理事,于经典中处处可见,如《中庸》“国家有九经” ,《论语• 乡党》所记孔子行迹,皆可学处。治经非无用之学,而学者治经不得其用,主要问题在于“不自得”。治经“心得识达”则有得,不能“心诚得之”的,“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二程子的回答总体上是一一致的,皆在强调治经须“自得”。然大程子引《乾•文言》中数语,把“自得”包含的“立诚”、“进德” 、“敬内义外” 诸意表出,并指明“自得”是治经的“实下手处”,讲得十分圆熟。而小程子指出“为学,治经最好”,治经是研求道学内容的主要途径,其过程譬如登台之自下而上,有次第可循。他的讲法更便于接引学者做治经的实际功夫。二人是各有所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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