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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以明道——浅谈二程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与观点(四)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王沁凌

(接上文)

“为学,治经最好。”具体该如何治经以为道学呢?与苏季明的对话中,伊川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尚不清楚。《遗书》 第十八卷门人提出进德修业有何方法的问题,与苏季明所问相类。这时伊川已提点出“穷理”作答。可以推测,这两次问答应相隔了一段时间。明确揭出“格物穷理’作为道学工夫的具体意涵,是伊川思想独立发展的结果。伊川自云于《易传》“曾下工夫”,门人问《易传》事“虽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其徒称”盖其潜心甚久,未尝容易下一字也”。又令刘绚作《春秋传》,使关中诸生分去各经“以某说撰成之”。程颢只有较为零散的经说,而程颐的晚年则留下了精心撰写的《程氏易传》和未完成的《春秋传》。在答苏季明问时,小程子已经显现出重视经典中的种种“区以别之”的实学内容、重视为学次第的思想趋向,这种趋向在他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演变为通过解释经典穷究义理、阐明己说的为学道路,其风格亦趋于谨严深邃。“格物穷理”是在程颐思想走向独立和成熟的时期逐渐凸显出来的,可以看作程颐思想具有代表性的内容。

具体到上述材料,“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这句话点出了穷理是治经所以致用之处。在此意义上,小程子所说的实学、有用之学,可以等同于穷理之学。在答“进修何术”时,伊川运用《大学》中格、致、诚、正的次第,说明“格物致知”是“自得之学”之始,是学以求道的“实下手处”和“实修业处”,是穷理的具体方式。“格物穷理”即根据具体的对象而穷究义理,因为“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无不具备,经典中各个具体的方面如人物、政事、阴阳、草木等等都是穷究圣人之道的可下手处,同时,舍却这种具体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穷理工夫,蕴含在经典中的圣人之道亦无由得知。穷理有多种途径,“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然而读书依然是穷理最主要的一方面。读书如何穷其理?“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在研读经典时,应该考察研求经典所呈现的古今变化、民情风俗、人物得失等等,以“求止于至善”为限,“反复研究而思索之”,从而达到对经典义旨的把握。“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是将“在涵畜中默识心通”的含义更为清晰的分析表述出来,因而成为更加便于学者掌握的一种方式。“穷理”是长期的为学工夫,须“积习既久”、穷格既多,才能“脱然自有该贯”,对于经典中的圣人之道有通贯透彻的了解。而一旦产生这种了解,就会深切地体会到“万物一理也”,六经“其造道一也”,仁义忠信“只是一体事”。从程颐本人的语录和著述来看,他显然已经达到了这种“脱然贯通”的境界,并非“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

穷理所以致用。读书“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讲明义理、论古今人物是非”,无非是要书中所言有用于现在。用之大端,在于讨论“治体”,探究兴衰治乱的根源。云: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间则又系用之浅深,临时裁酌而应之,难执一意。(《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 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败者然有是底。(《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误人处。(《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

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下)

所谓“治体”,盖指治国之纲领、要旨。探讨治国纲领,是治经读书当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的内容。以程子的观点,治体在君主从正心、正家至于正朝廷、正天下的序列,此序列虽然看似简单,然而“其间则又系用之浅深,临时裁酌而应之,难执一意”。换句话说,大纲是体,临时裁变是用,体一而用万,用中又有需行权处,故千变万化,为不易知。考察治休其实际之用,应该是治经穷理的主要内容。除六经外,读史文亦可以为学。凡“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的,便是格物穷理,是实用之学。二程子作此呼吁,是为了进一步指明“穷理”的方向和性质,教学者从经籍史册中汲取有助于个人成德和国家治理的道理、榜样、经验、教训,让读书穷理成为一种道德性的活动,从而对治以成败论是非的风气,以及这种风气背后的谋利之心。为后人所熟知的天理人欲之辩,就蕴含在读书穷理的思想活动之中并且由读书而向现实延伸。“应接事物而处其当” 也是穷理,而善于穷究经典之理的学者,“不可不通世务”。格物穷理的最终目标,是将读书所得恰当地运用于现实中的个人修养、社会活动与政治治理,以期使之全部笼罩于伦理道德的约束之下而“止于至善”。

四、《论语》《孟子》为治经之本

如上所述,二程子以治经为实学、自得之学,这必然使学者在面对经典之际采取完全不同于注疏之学与文章之学的态度,即由求经典的“文”转向求经典的“理”,以“明道”重于“考文”。他们甚至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凡书载事,容有重轻而过其实,学者当识其义而已。苟信于辞,则或有害于义,曾不若无书之为愈也。”“过其实”云云,盖指“血之流杵”一类。发此语者,要在纠正学者泥于注疏、不求经义之病,然而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大部分时候,二程依然认为经典是学者明圣人之道的必由之途,并且研读经典须有一定的次序。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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