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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国学研究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冯玉

裘锡圭先生说过,清朝末民国初,“西学” 第一次大量涌入中国,在当时传统文化、学问似乎要被淹没的情况下,有人打出了“国学”的旗号与“西学”抗衡。似乎两者是必须置于对立面的,而事实上,人类从来就没有自我隔绝地生活在封闭的文明中:经贸往来、人口移徒、宗教传播等都推动了不同民族、地区、国家间的交流。或为了政治目的、商业利益,或出于对异城的好奇,人类祖先早就跋山涉水、穿越沙漠,克服语言、文化等等差异和困难,于很早建立了交流和联系。中国的文化历史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几乎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渗透着与外来文化交融的历史,而每一次的交融都推 动着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常常以汉唐盛世为荣,那是有着中国荣光的历史朝代,铸就了典型的华夏文明的高峰。而这两个时代又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外来文化最为频繁的时期。发生在丝绸之路之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使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国学”, 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同文化交融、影响的因子。

一、 张骞凿空西域对中国文化的丰富

美国历史学家杰里•H.本特利(Jerry H. Bentley)认为,人类历史上密集、持续、系统的跨文化交流出现过四次,其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跨 文化交流就是丝绸之路早期(约公元前200年——公元400年)。彼时的罗马、汉朝大帝国的统一确保了欧亚大陆的基本和平,商业贸易网络得以向大陆两端延伸。游牧民族作为定居地区产品的消费者和中间商,在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彼得.弗兰科潘所认为的那样,这条丝绸贸易的商道,其实不仅仅是一条 贸易路线——它还是信仰之路、 变革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霸权之路……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当然也远不止丝绸,还有那些我们现下已认为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正因为张骞的凿空之行,开辟了丝绸之路,使之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动脉,于两汉时期掀起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尤其是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随行的很多副使分别探访沿线诸国,同西域诸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了“观汉之大”,这些国家又派遣了 使者回访汉王朝。《汉书•张骞传》描述当时的场景:“使者相望于道, 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

借助着这种贡使贸易的推进,沿着丝绸之路这条通道,汉王朝华美的丝织品不断地运往中亚、西亚以及更遥远的西方;汉代的生产技术,如铸铁、凿井、建筑技术等也随之西传。同时,西方的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黄瓜,良马、骆驼、狮子,金银器、毛织物,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幻术、服饰等也接踵而来。正是这些交流而来的物种、艺术、思想等,现在看来早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后世认可的中国国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丝绸之路的开辟,大量西域的物质文化传入中原与中原传统文化交融形成了新的汉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以其广泛的包容性,注定了她必然是具有勃勃生机的。

二、唐朝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

在魏晋长期的动乱之后、在隋朝文化开放的基础上诞生的大唐盛世,有着的旺盛的发展势头和兼容并蓄的开阔胸襟。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面貌、文学艺术再一次达到了高潮,唐朝有选择却又广纳各种外国、外民族文化为己所用,达到了文化交融下绚烂的唐朝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佛教,至迟于东汉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其迎合中国人的传统进行自我改造,生根发芽,与儒、 道合流,在唐朝迎来黄金时期。佛教诞生于印度,起初在教义上与中国儒家思想大相径庭:比如儒家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佛教则主张众生平等……但是,中国人并没有一味拒绝, 而是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对它加以本土化改造,最终在唐朝出现了很多诸如天台宗、禅宗等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冲击也不小, 两派在争取信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和争斗,但争斗的过程中双方也彼此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结果却是两派不断的融合。时至今日,两者中的很多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中国传统道教中是没有轮回说的,至于阴曹地府,那更是从佛教中借鉴来的。而传统佛教也是没有替人消灾避祸的功能,而现在“ 佛祖保佑”似乎成了佛教能深入百姓的重要理由之一了。所以,我们现在谈国学、说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已经分辨不清哪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哪个是通过交流学习和借鉴而来的了。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国学核心的儒家思想,也不断地吸收过佛家的营养。唐朝之后宋朝程朱理学的发扬光大也是深受佛教影响。谈及中国国学不得不涉及“小学”,而小学中的音韵学的研究直接得益于佛教的传入。从东汉佛教从印度、西域传入我国开始,基于准确翻译和转读佛经的需要,当时的人对梵文进行了致的分析、研究,在梵语拼音字母、拼音原理的启发下,学者们又对汉语的语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反切法的发明、三十六字母的创制等都是佛教影响的结果。比较佛教在印度的逐渐衰落与消亡,中国佛教正因为不断与本土文化并进,才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延续,并别开生面。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来自西域,有首词牌名叫“苏幕遮”最早也是一种西域的舞蹈名称。今天,当我们行吟“葡萄美酒夜光杯”时更多关注的是其作为中国古诗的优美,很少有人想到“葡萄”这一外来物种正是通过丝绸之路由张骞等带回……在唐朝,不仅宗教信仰、吃穿用度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子,甚至还大胆启用域外民族作为掌握兵权的将领,这是何等的自信。

三、对待国学研究的“中庸”态度

文化的交流从未中断,在当今这个文化交融更为频繁和深入的时代,我们认为国学研究也应“执两端而用中”。一方面, 我们应意识到当年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不被“西学”冲击消亡,我国学人力倡“国学”,这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是必要的;同样的,当今的有识学也敏感地意识到一些所谓新理论、新史学思想包装下的对中华传统的否定,他们为捍卫国学而奋笔也是必西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自觉、自重也不能走向极端一一 如果我们一味提倡“国学”的独特性,从而发展为排他性,就会演变为文化自大主义。这反而会成为文化研究和保护的障碍、具不利于文化传承和光大的。一个民族能够长久地沿承下去, 常常不是因为 自我中心、自顾自话,而是因为其包容的态度、积极学习和吸纳其他文化的结果。

回看汉唐,我们知道无论从服饰、食物,还是到民俗、音乐、舞蹈、语言,甚至是思想、信仰的部分内酒,中国无不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同时消化而为我所用,中国文化才能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才能绵延不绝。正如蔡元培所说:“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犹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 否则不能长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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