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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易”哲学观照下之诗文思想(一)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张杰

[摘要]范仲淹“易”哲学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易”(道)之通变,这种理念投射在文学创作领城,就形成了范氏独特的以社会改革为目的,强调批判和自树立的“以文明道”诗文思想。然而“以文明道”诗学思想本身亦为多元通变之系统,其中以“文气说”为正,“意醮语真”与“厥情非一”二论为变,正变相生相通。

[关键词]范仲淹;易;诗文思想

Poetry and literary though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n Zhongyan’s “chang”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core idea of Fan Zhongyan’s “chang” philosophy is that “chang” (way) of the change, the concept of projection in the literature field,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an’s unique social reform for the purpose of emphasizing criticism and self built “civilized” poetry thought. However in the civilization “poetics is also a multi system change, which” Wenqi “is positive,” meaning alcohol true words “and” feeling a Jue “two theory, and is interlinked.

Key words: Fan Zhongyan ; “chang” philosophy; Poetry and literary thought

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范仲淹虽然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极具艺术价值的诗文作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位改革者并未提出个完整的诗 文理论体系, 这并不妨碍范仲淹形成一些独属于自己的诗文思想,这些思想分散存在于他不同题材的著作中。这些思想碎片无论表述有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范仲淹“易”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范氏“易”哲学

在范仲淹哲学思想中“形而上”程度最高,最具方法论性质的学说,当为“易”哲学。在整个北宋学术史上,范仲淹对易学的贡献有目共睹。《宋史》 本传曾记载:“ 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可见范仲淹当得上一代易学宗师。他著有《易义》一篇,对乾、咸、恒、道等二十七卦的卦义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潘雨廷评价《易义》:“虽短而字字珠玑,有益于世迫者也。”除此以外,范仲淹还另有《四德说》、《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对易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景佑三年,范仲淹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建郡学,拜北宋易学大师刘牧为师。景佑四年,范仲淹结识李觏,在此期间完成了《易论》的写作。范氏易学思想彻底抛弃了汉魏以来繁琐复杂的“象数”推演传统,更加强调“易” 的现实性价值。范仲淹从不拘泥于前人之说,认为“易”本“无体”,故“圣人之言岂凝于斯平”。在范仲淹、欧阳修、胡瑷、孙复、石介、李觏等人的共同努力倡导下,“庆历易学” 最终形成。“庆历易学” 可以被看作“庆历新政”思想准备之一 部分。可以说,范仲淹有关“易学”的观点,与其政治改革理念脉相承。

和同时代的欧阳修等人一样,范仲淹终生都以推行改革为己任,然而经济政治层面的改革必然要求思想意识层面的重建。如果没有一个既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又能与北宋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纲领性思想存在,那么各种改革努力股线也只能昙花一现。诚然,作为一位 实践至上的政治家,范仲淹和以“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的道学理论家相比,并没有留下太多学术理论著作,纯粹“形而上” 的哲学理论探讨更是是凤毛麟角。然而范仲淹对“易学”实用价值的重视,恰恰是在道学家纯粹理论思辨之外开出了条新路。 如此来, 他不需要进行大而全的理论探讨,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将“形而上” 哲学思考和“形而下政治改革无缝衔接。在其论著中,《易义》和《易兼三才赋》支撑起整个范氏易学的理论框架。 《易义》是范仲淹易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对于二十七卦的阐释,该文基本都遵循“某某卦……某某时”的模式,如:“恒,阳动阴顺,刚上柔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时也”,“晋,顺而上行,奉于文明,君子嘉遇显进之时也”,“解, 动乎险外,出险散否之时也。”这种模式有两个理论中心,其一为时,其二为君子之命,统而言之为君子之顺时应命。在范仲淹看来君子之“时”与“命”,本身就是一个彼此统一的有机整体, 所谓“时”乃起于阴阳分合变化,君子不可泥天理而故步自封。如“《大壮》,刚以震而阴摧,君子威而小人罢,政令刚严之时也。”又“《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以及“《革》,水火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之时也。”在这里也可以看出,范仲淹改革思想并不追求“革命”式的激变。在对于“革”卦的阐释中,范仲淹刻意将“革易”之举交于“圣人” 之手,而非君子。很显然,范仲淹不可能自诩为一代之圣人,那么其推进的“庆历新政”也就谈不上圣人“圣人之革易”。在《四德说》中,范仲流重申了这观点,他认为“封有四德”,乃“元享利贞”,分别代表着道之“纯者”,“用者”,“通者”, “守者”, 也就是说“易学”本身就是一个“变”与“不变”彼此对立统的有机整体。《易兼三才赋》则是在《易义》基础上,范氏易学进行的进一步抽象化和体系化。

大哉,易以象设,象由意通,兼三才而穷理尽性,重六画而原始要终。二气分仪,著高卑于封内;五行降秀,形动静与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见天人之同会者也。

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净精微之理。极其数也,心在乎兼而两之;定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各卓若乃高处物先,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所以轸行健之权,保合大和,纯粹之源,显著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御阴阳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位,下蟠于地,所以取沉潜之体,所以拟广博之义,宛然不动,既侔厚载之容,感而遂通,益见资生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刚柔而功备,于是高卑以陈,中列乎人,刚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时行时止之间,宁迷进退;察道长道消之际,自见伸屈,此立人之道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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