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张杰

（接上文）

第二，在批判的基础上，范仲淹提出了属于自己的诗学理念，其核心就是“诗气说”。其《唐异诗序》云：“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患质如秋，徘徊如云，峥崃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销如乐府，羽朝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又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其实，以“气”论文早已有之，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才兴气质是作品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刘勰继承和发展了曹丕的“文气说”，把“气”作为评论作家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援引“气”：“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才有庸俊，气有刚柔”， “意气骏爽，则文凤清焉”，“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初步形成了“气”论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传统文论中关于“文气说”的思想基础。范仲淹提出的“文气说”却和前代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是曹不还是刘勰，在他们看来，气只不过是一个个性化范时，不同作家会拥有不同类型的“气”，这也就造成了作家创作实际的不同，然而，范仲淹认识中的“文气”应该是一种泛义的概念。在《唐异诗序》中，范仲淹提到了“喜”，“悲”、“徘徊”， “峥嵘”，“高”，“远”，“森“，“铿”等一系列诗歌风格，但是与这些看以个性化诗歌风貌相联系的，不再是特定的作家，而是一般性的自然风貌和人类情感。范仲淹将原有的“人文之气”上升为“自然之气”，也就是说士大夫的诗歌创作中应该体现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共有属性”这种 “共有属性 可以在一定层面上视为“道的变体。士人作为整个社会的中坚，他们的思想情感已经不再属于个人，所以士人之“文气”，是种脱离了世俗喜怒的真实，是一种对原道的寻的， 是对“至真”的追求。可以说求道之“真” 是范氏“文气说”的核心所在。

范仲淹对此种思想还有一个深入的概括——“ 意醇语真” ,其曰：“观乎处士之作，孑然弗伦，洗然无尘‘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 忧则怀之‘无虚美， 无苟怨’隐居求志， 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稚之际， 此无愧焉’。”范仲淹强调所谓“意醇”是对诗歌创作出发点的规范，士人作诗应该出于“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的社会目的，在诗情的表达上要实现超越个体喜怒的高远情怀。当然对于士大夫之诗而言，做到以上几点还是不够的。

范仲淹还要求将“气”内化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让“气”变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他在《大清宫九咏序》中有这样的论述：“ 余友曼卿，将命斯来，实董宫事。嗜道之外，乐乎声诗。览灵仙之区，异其八物，益以宫题，而成九咏。观其立意，皆凿幽索秘，破坚发奇，高凌虹蜕，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哉！文以气为主，此其辫乎！川夫人托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远。范仲淹对于石曼卿诗歌的赞赏，重点就在于其雄奇壮伟的力量之美。此处，范仲淹是对前代“风骨”说和“气骨”说的综合继承。

既然范氏“易”哲学讲求通变，那么范仲淹对于自然之气的重视，就不意味着对诗人个性的抹杀。他在《唐异诗序》中，提出了“厥情非一”的风格论：

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

范仲淹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多样性诗情的存在价值。在他看来，诗情与人情一样，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标准。 虽然范仲淹在前文中强调士大夫作诗的社会功用，但是并没有把作诗简单等同为政教的宣讲。士大夫作为芸芸众生之一，个人生存境遇千差万别，不同创作主体情感取向也必然各不相同，所以士大夫之诗如其前文所讲，当有诸多变化形态。当然，诸如“清苦、“英逸”、“明达”、 “风貌” 之情，必须是发自士人心灵深处的呐喊，而非西昆体中的“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怒，华车有寒苦之述”的无病呻吟。范仲淹对于个性诗风的肯定也是其“易”哲学中“易”之通变的一种应和。范仲淹在《穷神知化赋》有云，“惟 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在他看来，道既是永恒的存在，但也处处充满变通，只有在“道”指引下的变化才是绝对的存在。

范仲淹虽然强调诗歌创作的“厥情非一”，但是也同时看中“易”对醇质性情的引导，在范仲淹的很多诗歌作品中，“易” 都是诗人涵养心性的航标。 如《赠张先生》一诗中，范仲淹及表现出对功名和圣贤之道的追寻，“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非谓钟鼎重，非谓宰瓢径。素闻前智道，欲向圣朝行。”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对人生的感慨与自嘲，但最终情归“易”道“读《易》梦周公，大得天地情。” 又如《斋中偶书》：“忘忧曾扣 《易》，思古即援琴。”和《送吴安道学主知崇州》，有言：筮《易》暗惊鸣鹤远，赋《诗》深望驹留。”在这两首诗中，范仲淹援琴赋《诗》以解忧愁只是手段，而“易”则是解开诗人心结的灵丹一粒。 又《试笔》：“况有南窗姬《易》在，此也那更起纤尘。”诗人更是将读《易》视为精神层面对世俗烦恼的超越，《松风阁》：“洁如盾義《易》，洗人平生也。”典出《礼记•经解》：“洁静精微，易教也。”孔颖达疏：“易之于人， 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道，是洁静。”范仲淹借古意指出《易》道具有涤荡心灵、涵养性情的功效。 综上所述，范仲淹“易”哲学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易”（道） 之通变，这种理念投射在文学创作领域，就形成了范氏独特的以社会改革为目的，强调批判和自树立的“以文明道”诗文思想。诚如范文正公之所见，士之为诗，旨归一也，唯“道”而已，然“道”者，非幽冥难测之物，却亦能不拘一格，与时更化， 圣人以理释之，以情化之，乃成本朝诗之自树立。“以文明道”诗学思想本身亦为多元通变之系统，其中以“文气说”为正，“ 意醇语真”与“厥情非一”二论为变，正变相生相通， 随开北宋一朝诗法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