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汉字的演变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一直在演变不断，从未停歇固化。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西周《周礼•地官保氏》。此书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书”，指的就是“六书”。“六书”系统的形成，使人们创造文字有了思想方法和基本依据。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东汉蔡邕《篆势》记载：“字画之始，因于鸟迹，仓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这里的“六篆”，当与造字的方法和形态有关。

西晋书法家卫恒把造字“六法”称作“六义”，且认为始于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他在《四体书势》指出：“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还对“六义”作了具体解释:“则谓文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日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日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二为上，在一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象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为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进一步说明，始于黄帝时期仓颉造字的“六书”，便是上古时期的造字“六义”。

对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谷水》也记载:“ 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说明仓颉创造鸟迹文字的“六义”，便是上古时期造字的六种造字、用字的方法，即“六书”。

北宋史学家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记载：“黄帝有熊氏命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仓颉见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这不仅说明仓颉造字时期，已经有了仓颉造字的“六书”方法，还说明仓颉造字“六义”就是仓颉造字的“六书”。

关于仓颉造字，有人持否定的观点，认为仓颉时期没有文字产生，认为黄帝时期的“仓颉书”文字是不可信的。甚至认为，造字“六书”始于战国时期或东汉时期。但是，上述史典记载却对仓颉时期便有造字“六书”，给予了明确肯定。

对此，北宋刘恕《通鉴外纪》也明确指出：“（仓）颉有圣德，生而能书。及长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之水，灵龟负图出于水中，仓帝受之，遂究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园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之灵，指掌而创文字，造为六书。书成龙藏鬼哭，以有文字恐人书之故也。”

南北朝至隋唐时书法家虞世南所著《笔髓论》也认为：“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仓颉象山川江海之状，龙蛇鸟兽之迹，而立六书。”虞世南进一步认定仓颉创“立六书”，这一上古历史。

元书法家郑杓《衍极·卷一·至朴篇》记载：“至朴散而八卦兴，八卦兴而书契肇，书契肇而篆籀滋。……于是仓史氏出，仰观俯察，以造六书，通天地之幽秘，为百王之宪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郑杓提出了“八卦兴而书契肇，书契肇而篆籀滋”的观点，是对文字产生和发展历史的重要总结。

古人认为，八卦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所肇始。八卦，也称作龙马负图、河图洛、龙书等。据明代书法家费瀛《大书长语》记载：“按书史所载，太昊时龙马出于荣河，作龙书以纪官。神农感嘉禾之瑞，作穗书。黄帝时庆云常见，作云书。少昊氏立而凤鸟至，作鸾凤书。高辛氏作仙人书。轩辕氏因灵龟负图而出，作龟书”。

“龙书”“穗书”“云书”“鸾凤书”“仙人书”“龟书”，都是三皇五帝时期不同的文字，都源于太昊氏伏羲作“龙书”的“荥河”，而“荥河”也称“鸿沟”“灉水”“汴河”，自伏羲时期便流经郑州的荥阳、中牟、原阳、封丘、开封等地，也与开封、中牟、原阳的仓颉和黄帝文化在地理河流相一致。

可见，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关于“仓颉见鸟兽之迹 ,体类象形而制字”的观点不谬。而伏羲“龙书”、神农“穗书”、黄帝“云书”、少昊氏“鸾凤书”、高辛（莘）氏“仙人书”、轩辕氏“龟书”的，当同源于“荥（汴）河”一地。

这再次证明了华夏文字、文化、文明的源头，是以伏羲“龙书”产生为一元始点的，不是以各自传承地为始点的；也再次证明了华夏民族及其文化是以“文”化成的“一元文化”，不是以各自传承地为始点的“多元文化”。那种只说华夏文化、文明产生是“满天星斗”的乱世观，不讲“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创世观；只说“多元多地”异生、乱象文化，不讲“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的“一中”“和合”文化，是对华夏民族“道法自然”创世思想方法的根本叛离，是忘记华夏民族创世人文始祖、抱一守中理念和创世初衷追求的具体表现，是缺乏华夏民族一元、中土、中央、一中等根本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必须坚决予以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