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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殊途:墨学与庄学之文化路向对比探析(四)

作者:苗冬青

梁漱溟先生总结出第一条路向的“三大异采”:(一)征服自然之异采;(二)科学方法的异采;(三)德谟克拉西的异采。前两者,墨学皆已具备;不过,关于第三点之“德谟克拉西”,墨子反而有所批驳: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巧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能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墨子并不赞同人多口杂的议政方式,认为如此只会使天下大乱。不过即便如此,墨子的政治观亦较为独特:“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似乎亦多少有些“德谟克拉西”之色彩。

不难发现,墨学虽与第一路向稍有不同,然并无过分差异。由此而观,墨学之路向态度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其所走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

(二)庄–意欲自为调和

庄子哲学是基于现实中的困境而生发的,其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有种种无可奈何之必然趋势。“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人生于世,一旦被卷入社会旋涡,便被种种外力所左右,身不由己。若执着于外界事物的追求,只能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在这种种不得已之情况下,庄子主张“安时而处顺”,摆脱情感波动,寻得精神解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梁漱溟先生在对中国人路向态度作总结时认为,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态度与西方人不同的,就是他所走并非第一条向前要求的路向态度。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关于、摄生,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无征服自然态度而为与自然融洽游乐,此即所谓人类生活的第二条路向态度是也。庄学正合此言。

(三)墨庄于中国之命运

孟子以辟杨墨为已任,以此侧面可见墨学在当世影响之大。“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即便到了战国末期,墨学在诸家学说中亦占主流地位。“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然而,墨学之盛况在持续百余年之后突然衰落,以致浬没无闻。今所传《墨子》仅存五十三篇,因被《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若欲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寻得墨学遗产,“侠”文化或勉强算得一例。此中固然有秦始皇焚书、汉武帝尊儒之因。然自秦汉以降直至清初,其间中断达两千年之久,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人重实用。墨子虽对诸多科学问题进行了探究,其根本原则依然是为了能够切合实用: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将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不过即便如此,“墨家著作虽然具有在自然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体现出思想的超前性,但这与我国传统文化轻视科技的价值取向相违背。”这或许是墨学作为中国学术之“异端”,而难以获得认可与推崇原因。举一例以说明,北宋文学家苏轼与同时期之科学家沈括,其于各自专攻之领域皆成就非凡,然无论是生前之当世亦或身后之万世,二者声名孰盛?此问似不言自明。

反观庄学,其在当世并未产生巨大影响,然却于其后两千年之历史中,与儒学一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支柱。庄学对中国传统文人之影响,笔者揣摩,甚或超过道家之老学。其因何在?大抵在文人出仕为官,难免命途多舛。官场上无可奈何之遭遇,迫使他们不得不于儒家理想之外,去寻求一处理想而浪漫的精神家园。此外,如上文所述,庄学轻技艺而重心灵、轻逻辑而重体悟、轻宗教而重自然等诸多方面特色,或许更为契合中国人内心之倾向。

四、墨庄之辨于今日之启示

墨庄之辨,并非单为比较两家学说之同异。以此为基,可对中西文化之差异作进一步探讨,

亦可为今后中国文化之发展提供一丝线索与启示。

(一)文明初期,困惑无差

笔者赞同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印“三路向”之说,其对于三大文化的概括与总结鞭辟入里,深得其旨。然而,梁先生将三种文化以时间先后为序,期待“世界文化三期重现”,似乎有待商榷。此外,梁先生似认为各民族之文化路向为先天即定,此说亦未免有失偏颇。依此观点,中国人“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然而,佛教传入中土,吸引教众无数,一度成为与儒道两家鼎足而三的学说,足以说明中国人内心深处并非丝毫没有宗教生活之欲求。当然,梁先生说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摹仿,非中国原有的。此说虽是事实,然若无根基,又岂能风靡一时?西学东渐,若言中国人文化基因当中没有西学所代表的“第一路向”的种子,后来又岂能致使欧风美雨席卷中华?

“人类思想发达之序,大致相同。欧洲、印度古代之思想,诚有与先秦诸子极相似者。”不过,各地区因地理环境、风土气候等种种因素而选择最适宜自身发展之路向。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到:“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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