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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魏国星象历法谈中华文明探源

作者:开封  韩鹏

说起华夏民族的“道法自然”“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很多专家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大家不过说说而已,并无必要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太当回事。

其实,这种认识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没有自信的表现,甚至等于否定了华夏先民创世理论与实践及其统一性,使中华文明探源抛开了华夏先民创世思想方法的指导。很可能导致中华文明探源,无法体现华夏先民创世的客观实际,也很难步入中华文明探源的正确轨道。

下面仅以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来分析西周、战国时期,开封历史地理、人文名称与天象星辰之间的关系问题,用以阐发华夏先民创造“天人合一”等历法文化具有的重要作用。

今日的开封,战国时期为魏国国都“大梁”。按照华夏先民“天人合一”彼此对应的思想方法,开封“大梁”之地,对应四象白虎宿胃、昴、毕三星,合称“大梁星”座。其时空定位的历法依据,来源于伏羲创造的四象五行、二十八星宿等文化。

西周灭商朝后,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及后裔,都是以天文学四象中二十八星宿的“毕”宿得毕魏姓名、或魏国大梁地名的。从而,形成了西周毕公高及封地“毕”,对应天象“大梁”星座,在黄河下游魏都“大梁”的混一历史文化。

依据古代“象天法地”的创世思想方法,大梁星座恰对应四象西方白虎宿的胃、昴、毕三星,在十二地支中对应西方“酉”位。

西周成王时期,黄河下游一带发生了“三监之乱”,毕公高也失去了大梁、毕地。周公平乱之后,大梁、毕地被周成王封给了弟弟唐叔虞,毕地、大梁被改为“唐”;唐叔虞之子燮即位后,又将“唐”改为“晋”,成为西周晋国的开始,并在开封留下了晋墟、晋丘(今开封黑岗口)的人文遗址。

据魏国大梁所撰《竹书纪年·殷商成汤》记载:“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风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楳。与其妹浴于元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堕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元丘之水”之水,便是“晋丘之水”。故明代河南布政司李贤《一统志·卷二十六》记载:“晋丘在祥符县界内,一名清丘又名玄池。昔简狄浴于晋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遂生契”。祥符县“晋丘之水”,便是浚仪县“青丘玄池”,今在开封黑岗口黑池,都在战国时期的魏国大梁之地。

毕公高后裔毕万,有功于晋国,被封在晋国魏地,后裔始以“魏”为姓。春秋末期“三家分晋”后,魏斯迁都于先祖毕公高的“毕地”建都“大梁”,与晋国旧墟“晋丘”相距约十余里,魏国大梁,是“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的中土、中正之地。

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魏世家》记载:“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为姬)姓。周武王之伐(商)纣,而高封于毕地,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又记载:晋“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毕万受封的“魏地”,实指毕公高受封的“毕地”,也是魏斯后裔魏惠王迁都的“大梁”之地,均对应天象“毕星”“大梁星”座。

天象“毕星”“大梁星”,也对应开封陈留的“留”地。明代藏书家郎瑛《七修类稿》解释:“大梁,一名西陆,皆以属西方之故;别名旄头,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记》索隐曰:留,昴也。毕星。”这说明,天象“大梁”“毕星”与“留”星同指四象白虎宿胃、昴、毕三星之位,“毕地”“大梁”也同在开封陈留古“留”邑之地。

“毕”星对应的魏国“大梁”之地,正是尧舜二帝建都的九州中州“冀州”,而不是指中华文明探源选择的黄河中游、山西南部的尧舜帝都之地。对此,唐代宰相房玄龄《晋书·天文志》认为:“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属冀州。”说明黄河下游的开封“大梁”,才是尧舜帝都,即九州中州“冀州”的发源地,而不是在中华文明探源所选择的黄河中游,即山西南部的“冀州”之地。

不仅如此,尧舜帝都“冀州”,即开封“大梁”,还是黄帝将历法中的“中土黄”“土德”,传承给舜帝之地。对此,西汉王莽“新莽嘉量”铭文指出:“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

文中“大梁”,是黄帝、虞(舜)帝共同居住的“中土黄”“中州冀州”之地,也是黄帝、舜帝“允阙执中”的“天地之中”,仍不是中华文明探源选择黄河中游,即山西南部的“冀州”之地。

因此,黄帝与舜帝,均居五行“土”之地、均立五方“中”之位,均有五德“土”“信”之德。正是周文王在《清华简·保训》中,嘱咐周武王效法黄帝、舜帝、上甲微的“求中、得中、归中、执中”之地。

文中的“戊辰”之“戊”,是指天干第五位,处于十天干的中间位置,五行是指“中央土”方位;“戊辰”之“辰”,是地支第五位,五行也为“中央土”方位。“戊辰”之位的“中央土”,便是黄帝、舜帝,即中央帝居住的太极之位,也是“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方位。

上古时期的“中土黄”“天地之中”之说,都是上古文化中的历法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伏羲创造的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就没有“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开伏羲创造的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当今中国的一切“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文化,就失去了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依据,也都不可能是“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文化的原发地。

因此,伏羲创造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的产生地,便是古今“中土黄”“天地之中”等“中”文化和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之地。中华文明探源在地域的选择上,迟早要回归上古时期时空历法法定的“中”文化之位。

上古时期,制定历法法则是帝王天子替天行道的特权。帝王天子居住之地,便是天官上察天象、下观地形,制定日月运行、天地合一历法的天文台之地,又是帝王天子“居中”的“中土黄”“天地之中”。

而西周毕地、大梁,战国魏地、留邑,便是上古时期羲和氏制定历法的天文台之地。晋代郭璞所注《山海经》引《启筮》记载:“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南宋罗泌《路史》解释“空桑”:“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则陈留矣。”说明羲和主日月、定历法的天文台,便是在“空桑”“陈留”之地。

“陈留”,也是战国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在大梁“中天台”继承伏羲“天人合一“思想方法,撰写天文学著作《石氏星经》之地。又是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一行测量世界最早“子午线”及“天地之中”的浚仪岳台天文台之地。

因此,在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文化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天文历法文化内涵,不仅以历法文化赋予帝号、都名、帝王徳性等人文名称,还以上古历法法则确定其居住、建都的时空方位。

可见,如果上古历法定位问题研究不清楚,三皇五帝居住建都地问题也无法说清楚。中华文明探源,就会始终处于毫无科学、历法规律可循的盲人摸象之中。

中国乃至世界历法文化的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伏羲肇始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河图洛书文化,也是伏羲最早以河图洛书为依据创造的历法文化。所以,解决中华文明探源的当务之急,就是深入研究华夏民族的创世文化,即河图洛书、上古历法文化的问题。只有运用上古历法文化及其基本规律,才能辨别上古时期的时空方位和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地问题。

上古历法,具有缜密的系统性、规律性可循。而研究规律,正是探索科学所追求的结果。所以华夏文明探源,应该把伏羲创造河图洛书和历法法则,作为上古时期的科学文化看待,而不是一味盲目地大搞中华文明发源地争夺战。

如果大家都那么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从何而来吗?中华文明探源还有华夏民族科学的“道法自然”创世思想方法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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