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绍欧
宫中总是在无一稳定领导中心的情况下，易给韩上下其手的机会。宁宗之立，虽端赖赵汝愚的主持运作，但最后能得深居内宫的太皇太后的认同与首肯，却是靠韩以外戚的身份，作朝内朝外的来往奔波联系，因此韩反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性人物，与赵同具翊戴之功。加以宁宗对其因感激而生好感。尤其宁宗初立，一则年轻，可谓少不更事，一则初继大统，尚未能很快进入角色，韩打着处处替皇帝设想的幌子，替皇帝越俎代庖。就宁宗而言，在既可解决问题，又不必自己费心的情况下，也乐得依从，日久遂造成久假而不归，形成大权旁落之局，也确有深为韩所左右、所影响者。如以内批方式先后除去留正、彭龟年、朱熹等职位，即为其显例。这一优越的形势与条件，赵汝愚都不如。韩之终能打败赵而得专政者，实有赖于此。
其二，韩控制朝局的重要作法之一在于先控制台谏官。先设法假各种理由将反对或不听使唤的台谏官一一斥逐，代之以可以支配的亲信，授意这些人，以他们的职权，名正言顺地攻击想要对付的人。待造成舆论之后，他再据以向皇帝（宁宗）告状，遂可轻易达到排挤、打击政敌的目的。
韩伲胄之所以会利用台谏作为工具，以及所以会采用”内批”方式来任免官员，皆得之于刘弼的献策。刘弼以往与庑胄同知阁门事，颇以知书自负。在谋立宁宗的过程中，汝愚独与庑胄议，弼因弗得与闻而心怀不平。于是挑拨离间地对俯胄说：”赵相欲专大功，君岂惟不得节度，将恐不免领海之行。”庑胄感到惊愕，因而请教他该·如何对付，弼曰：”惟用台谏尔！”诧胄又问：”该如何做？”弼说：”御笔批出是也！”俯胄领悟了诀窍，遂以内批方式，除刘德秀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罢吴猎监察御史，而用刘三杰代之，于是言路皆庑胄之党。而朝中也有一批人，或为趋炎附势讨好韩伲胄以求升官，或为私人的恩怨嫌隙，甘心为韩效力，在互相利用的原则下，一致来对付有碍他们发展的政敌。如胡丝、刘三杰、林栗、高文虎、何澹之流。他们的事迹，散见于后。
朝中大臣，因遭韩派台谏攻击而谪、贬、迁、落职者，为数甚多，如：周必大，庐陵人，绍兴二十年进士，历仕内外，为朝中名臣。先是布衣吕祖泰上书，请诛韩伲胄，陈自强以周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伪徒，私植党羽，诏降为少保。自庆元以后，庑胄之党，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而周必大与赵汝愚、留正，皆指为罪首。孝宗时选拔的状元章颖，为人正直，历任中外，所至有声。宁宗即位时，韩佗胄用事，颖侍经韩，上曰：”谏官有言及赵汝愚者，卿等谓何？”同列漫无可否，颖奏曰：”天地变迁，人情危疑，加以敌人嫚侮，国势未安，未可以进退大臣，原降诏宣谕，无听其去！”不报。
御史奉韩意劾颖阿党，罢。太学生周瑞朝等六人伏阙辩赵汝愚被诬，且谓章颖言发于忠，首遭斥遂的不当，端朝等皆被罪，自是党论遂起。
刘光祖与孙逢吉同在讲筵，吏请曰：”今日某侍郎轮讲以疾告，孙侍郎居次，请代之。”逢吉曰：”常所讲《论语》，今安得即有讲义！”已而问”某侍郎讲义安在？”取观之，即讲《诗权与篇》刺康公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与逐朱熹事相类，逢吉欣然代之讲。因于上前争论甚苦，上曰：”朱熹言论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议三庙与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见其不可用。”度失上意。
会彭龟年论韩伲胄专僭出补外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礼者，无若朱熹，志节端亮，陛下所委信者，无若彭龟年，景既以论俯胄去，龟年复以俯胄绌，臣恐贤者无夙志，陛下所用者皆庸鄙俭薄之徒，何以立国？”伲胄见而深恶之。
会部中会食，吏密报优人王喜除阁职，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郎进趋，以儒者为戏者，岂可令污阁职？”即抗疏力争之。同列密以告佗胄，时王喜命实未出，遂以诬低，出知太平州。
另一方面，凡与韩庑胄不合，或不为其所用者，均遭摈斥，如：曾三聘，临江军新淦人，宁宗即位韩诧胄为相，指三聘为故相赵汝愚腹心，坐追两官，久之复原官与祠。汤寿，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进士，以上书请召朱熹，忤权相意，直声大闻于时，与韩诧胄、陈自强不合，屡为奸党中伤，生平奉祠闲居。黄度，新昌人，隆兴元年进士，宁宗即位改右正言，以忤韩诧胄罢归，庑胄诛，累官焕章阁学士。项安世，括苍人，淳熙二年进士，历仕为校书郎，宁宗即位时，朱熹召至阙，未几予祠，安世率馆职上书留之为言者劾去。黄艾，莆田人，乾道八年进士第二，宁宗时，朱熹去经筵，艾因进请问逐熹之理，为请再三。
在赵、韩的政争中，不仅朝中许多正直之士，先后遭到韩派的攻击、黜窜，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论救之，俱被斥逐，连太学生之有较明确政治立场者，也都受到牵连。如福州候官人徐范，当赵汝愚被迫去位时，他与同舍生叩阁上书，竟遭禁锢十余年，直到韩死被释放后，于嘉定元年才登进士，任授清江尉。杨宏中，福州侯官人，宁宗立韩诧胄窃弄国柄，赵汝愚窜永州，其时宏中为太学生，与诸生林仲麟、徐范、张道、蒋溥、周端朝五人上书不报、缴副封于台谏，庑胄大怒，送宏中太平州编管，天下号为”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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