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以其产生时代较早、体系初具规模发古代识人专著之嚆矢，位列识人三经（《人物志》《长短经》《观人学》）之首，成为古今“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杨永泉：《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读刘邵<人物志>》），影响深远，作用亦大。诚如宋儒阮逸所言：“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反躬自省者读之，可以知运命，心系天下者读之，可以成大局，淡然自处者读之，可以明清浊，游戏人间者读之可以正进退。”（阮逸《人物志》序）
《人物志》一书大致形成于黄初至青龙之际，是为了配合选举制度改革而作，与曹魏九品中正制有密切的关系（参见王晓毅：《<人物志>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刘劭曾长期活跃于曹魏政坛，在曹丕身为太子和魏明帝时，均为近臣，参与包括太和至景初之际压制早期正始名士、制定某些人才选拔等活动。但就其实质而论，它是先秦以来帝王学、当政者治国平天下之术发展至一定阶段的理论总结性成果，其目的首先是服务于王权与政治，其他退而居其次，所谓“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阮逸《人物志》序）。
从学术文化的背景上看，《人物志》继承了先秦两汉时期人才识别学丰厚的理论资源，如先秦时期《尚书》：“知人则哲，能官人”；《论语》：“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荀子》：“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老子》：“知人者智”等，至秦汉时期已经由零散渐至集中，如《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识人法，“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为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史记·魏世家》载魏文侯君臣论识人五要“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中提出的“六征”观人法，“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分而论之，极尽其详。三国时期诸葛亮提出的识人七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两汉时期察举特别是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的月旦评等人物品评风潮，将人才评鉴推向一个高峰，这种实践势必反映到理论总结与阐发上。故至三国时期，刘劭集前贤识人之学大成，撰著《人物志》，提出诸如“八观”“九征”等更为丰富、系统的识人方法与理论。在今人看来，“它不仅涉及到人的资质、仪容、才能、性格，同时还反映出人的品评是由道德判断深化为既重道德判断又重才性容止鉴赏的探寻。其内容囊括哲学、道德、思想、政治兼容儒、道、法、名理诸家”，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著述”（杨永泉：《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读刘邵<人物志>》）。其书含有丰富的人才思想，就品鉴和选拔人才问题提出某些基本看法，如德才兼顾的中和思想，不拘一格、扬长避短的用人思想，人之才智出于情理的思想，致太平创大业必赖圣人与英雄等思想（周书灿：《从<人物志>看刘劭的人才思想》）。
作为我国古代首部系统论述知人、用人的理论著作，《人物志》中的人才观尤其值得关注。在书中一开始，作者就明白地说出来了：“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人物志·九征》，长春出版社2001年版，下引该书，皆此版本），所以，他的观点基本是重视人的先天的。《体别》一章中说：“偏材之性不可转移矣”，他认为，一般人学习都有偏颇，因此，“材成而随之以失”，也就是说，在得到某一方面的才能的同时也会带来缺陷。同时他也轻视儒家的“恕”，他认为情性不同的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所谓“信者逆信，诈者逆诈”，因此，“学不入道，恕不周物”。这种观念把人看成由秉赋决定的，也不涉及人的后天自我修养的问题，这是这本书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从政治应用的角度来谈人才的，着重的只是人才的识别、任用，因此，它的缺陷也是情有可原的。
全书给我最深印象的一句话就是“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自序》）。圣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能够全面地了解一个人，毕竟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庞统不就是因为长得丑而被嫌弃，在刘备那里一开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吗；而诸葛亮一直看好的马谡，却丢失了街亭这一战略要地。所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才自古以来就是统治阶级所渴求的。重用了合适的人才，如齐桓公重用管仲，成就霸业；用人不当，如赵孝成王重用赵括，长平惨败。自古以来，一个个王朝的兴起总是伴随着一个优秀的领导和围绕着他的各种类型的人才。
在此书中，刘劭把才能分为三种：德、法、术。又将人才分为十二种：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每一种人才都有其相对应的才干和缺点，而一个人的才干又与其性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事业就有大小之分，人才就有高下之别，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人不能好高骛远，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工作岗位要适合自己的能力，不然会出现问题。但这十二种人只是人臣之任，即使兼有德、法、术三才的伊尹和吕望也只得居三公之位。君主则是要“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在这里，作者遵循的是一种无为的政治观。无为不代表真的无所作为，而是一种积极的无为，强调君主应尽量减少对于国家事务的直接干预。君主的职责在于合理地利用贤能，把人才安排在适合他能力的岗位，不必躬亲下事。（参见人心如水：(读刘劭《人物志》笔记)(人物志)书评）这对于现代的管理阶层也是同样的适用，领导者如果事必躬亲，会让属下没有信任感，锻炼不了属下的能力，领导者也会因为精力太过分散导致出错，像三国的诸葛亮最后因为事必躬亲导致疲劳过度身亡。
作者非常看重聪明和才智，他说“圣贤之所以美，美莫乎聪明”。如果有德行没有智慧就好像白天没有太阳不能滋养万物，夜晚没有灯烛不能照亮房屋。有智慧而没有德行就容易滥用伎俩，进退失据，虽有所建树但大多不得善终。看一个人的格局和优劣，最可贵的一点不是聪明而是平淡。刘劭把才德兼备的人称之为中庸，他感慨中庸是最美的品行，因而无法解释，只能去感受。同时刘劭认为中庸这种状态同样无法模仿，一旦有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缺陷去修正，就会顾此失彼，此近乎道。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或许会不甘心，刘劭则给我们指了另一条路：通过不断学习来充实自己，扬长避短，而不是执着于完美，毕竟人无完人，圣人也是一个优秀的普通人，也会犯错，我们只要努力完善自己就好。（参见人心如水：(读刘劭《人物志》笔记)(人物志)书评）
作者：沈湘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