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第16届中国西部研学旅行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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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天地之中”是上古的唯一

作者:开封 韩鹏

具有中国史典记载,且经过古代天文学家实地测量认定,有测量数据可查和支撑的“天地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登封阳城、开封浚仪两地。目前,尚未见有第三地的历史记载可寻。

只是西周政治家姬旦,虽然测定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并认同上古时期传承“择中建都”的基本原则,却最终仍然选择在西部较远的“洛邑”建立了西周王都“成周”。西周所建洛邑“王都”,与西周所测登封“天地之中”的两分,背离了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天人合一”“抱中守一”“居中立正”等创世思想和方法。

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周公旦对自己所测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结果的否定,也引发了后人不断对登封阳城“天地之中”准确性、客观性的质疑。同时也应看到,西周“洛邑”王都,从来就不是西周时期、或任何朝代天文学家实地测量的“天地之中”,也无法拿出象测量登封阳城、开封浚仪岳台“天地之中”一样,留下的实际数据来说服世人。

唯一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周成王、周公等人,为了满足周武王选王都“勿远天室”遗愿需要,所找的一个符合上古时期中原正统文化的借口,以安抚失去商朝天下的东方殷商遗民而已。

自此以后,开始有了效仿西周人的此类做法,出现了认定王都、帝都,以及洛邑成周、禹州钧台、菏泽定陶等地,为“天地之中”的现象。直到现在,一些历史文化或考古学者仍在效法西周人的此类行为,甚至出现了把中国的大古都,一律认定为“天地之中”原发地的认识观。

需要指出地是,“天地之中”文化传承地,毕竟不是“天地之中”文化发源地,都是需要依据上古时期的历法法则进行地理验证和历史甄别的。不言而喻,包括登封“阳城”在内的“天地之中”,都是经不起伏羲在黄河下游肇始“河图洛书”“中宫(数)”等“中”文化、以及天象地形、时空定位等历法法则论证的。

西周之后,为了迎合上古时期“天地之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便出现了登封与开封的“阳城”“天地之中”,存在着夏禹王都、太室山(黄帝宫室)、崇台(嵩山)、夏启之居等地名文化重合的情况发生。

但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登封“阳城”之地,不仅没有“夏(大)河”“河济”“四渎”“黄帝宫(太)室”“夏启之居”等历史、地理和文化佐证和定位依据,印证了古人关于登封阳城“没有风水”的客观评价;而且,登封“阳城”除去与开封重合的所谓夏禹所建王都“阳城”之外,再无任何帝王在当地建都的情况发生。

事实上,按照中国古代“易”和“地舆”学文化,帝王是不可能选择在“没有风水”之地的登封建立帝王都的。这也是西周抛弃登封“天地之中”,而改在具有风水之地,即伊、洛、瀍、涧四水的洛阳之地建都的重要原因。只是洛阳伊、洛、瀍、涧“四水”的“风水”,与大禹在荥阳、开封分流“荥(汴)河”“夏(大运)河”的江、河、淮、济“四渎”的“风水”是不同的。

既然“没有风水”,就不是帝王建都之地,自然也不可能是“择中建都”的“天地之中”。所以,登封无法与西周之后频繁建都的洛阳相比,也无法与夏杼等六世王建都“老丘”二百余年之地的“八朝古都”开封相比。

此后,任凭登封人如何地不情愿,却无法改变西周人不选择登封“阳城”之地“建王都”的既成事实,甚至历代帝王均不选择在登封建都。登封人也在后人批评周公旦所测登封“阳城”“天地之中”存在失误、失真面前,陷入了无据反驳的尴尬境地。

按照伏羲创造的“太极、一、中”文化观,天下只有一个帝王,天下的帝王也只有一个“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这就是黄河下游,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出生地、建都地、肇始“河图洛书”地的开封浚仪岳台“天地之中”。

登封“阳城”的“天地之中”,不仅被西周“天地之中”的测量者、周公本人,所建王都于洛邑的事实所否定;也被伏羲肇始“河图洛书”“中数、中宫”等“中”文化发源地,本在黄河下游“荥(汴)河”“夏(大运)河”“四渎”中枢流域,即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一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所测开封“浚仪岳台天地之中”“子午线”“中数”的具体数据所否定。

从而,印证了伏羲肇始“河图洛书”“中数、中宫”等“中”文化,与黄河下游的“荥(汴)河”“夏(大运)河”流域,伏羲出生、建都、画卦地,《穆天子传》中“黄泽黄池”“黄帝之宫”“夏启之居”“宴(钧天)台”,开封“浚仪岳台天地之中”,开封禹王台本是大禹王都“阳城”的一致性。

    至于后世中国历史、或考古学者,效仿周人认定洛邑为王都之法,形成了多地出现的所谓“天地之中”,不过是上古时期“天地之中”文化发源地次生的一种文化传承地而已,是无法从上古时期历史地理和历法法则中检验认可的。

所以,战国政治家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势》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就是说,古人传承的王者文化认为,离开“天地之中”而“立国”“立宫”“立庙”之地,不是上古时期“王者”真正所建的“王国”“王都”之地。

中国著名国学大师王维国,在《殷周制度论》中明确指出:“盖洪水之灾,兗(弇)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至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又反复强调:“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东方。”

文中的“兗(弇)州”,是指伏羲至尧帝时期,在黄河下游划分九州的西方州,对应开封“天地之中”的西部,即郑州荥阳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之地。同时,印证了登封、洛阳之地,本在开封“天地之中”,即伏羲划分九州中州“冀州”的西部方位,也是郑州荥阳伏羲划分九州西方州“弇州”的西部方位。

离开了九州的中州“冀州”,是不可能有“天地之中”存在的。对此,战国时期著名经学家谷梁赤,在《谷梁传》中指出:“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冀州”,即伏羲划分的“天下之中州”,本指三皇五帝共同在黄河下游居住、建都的“天下之中”、或称“天地之中”。河南和华夏文明探源工程,对“天地之中”的误解、误判,将会给华夏文明探源带来重大、消极的负面影响;

文中的“东方”,便是黄河下游、郑州荥阳东部“河济”“夏(大运)河”“荥(汴)河”“四渎”流域及开封的“天地之中”地区,而不是郑州荥阳西部,即西周测量的登封阳城“天地之中”、周人建都洛邑的“天地之中”地区。

一言以蔽之,伏羲在黄河下游,即荥河、汴河、河济、四渎流域,肇始“河图洛书”“中数、中宫”等“中”文化发源地,才是华夏民族创造最早、唯一的帝王、居住建都的“九州”“天下”和“天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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