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混乱中，学者陈垣疏离外界硝烟，潜心治学，沉浸于浩瀚无垠的史学世界中，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于乱世之中践行个人价值，一心梳理史学脉络，以开阔的视野、卓越的学识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关注宗教史的同时注重元史，善于使用校勘工具，为现代文献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垣先生在史学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离不开他对于文献学的执着于付出，最终得心应手的掌握历史文献，从而在更高程度上扎实地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而他的治学之路也是从文献学的分支目录学起步的。
13岁时，陈垣发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本举要性目承书为他树立了善本的概念，并以书中所列的篇目为参考购买书籍，打开了文献学的大门。面对众多书籍，陈垣广泛涉猎并选取可用之书 ，深入思考，从不求甚解到细致入微的掌握，而这真正意义上成为了陈垣拓展史学知识、寻找史料的早期积淀。
目录学的知识始终贯穿陈垣的史学研究，一方面为他提供了可靠而又广泛的基础知识，使之如鱼得水，顺利研究；另一方面，陈垣又融合了个人的见解，从目录学的收录的偏颇处入手，补充佛道两家著作，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道家金石略》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既弥补了目录学的空缺，也为史学界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宗教学备受关注。
后来，“古教四考”的创注奠定了陈垣先生的史坛地位。此四篇考证性专论文章以翔实的考据、独特的思路、多元的理论让学界的视野重新聚焦在中国古代与异国的宗教交流上，恰恰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关键处，也彰显了史学界对于外来宗教研究的高端水平。
目录学对于陈垣先生就像一个向上迎光生长的藤蔓，最熠熠生辉的恰是他的史学成果，无论是整体性的宗教史研究，还是个别具体研究皆是依托于文献学，以目录学、校勘学为两翼，在条目繁多的古籍中清晰明确地寻找史料。
在陈垣先生的手下，目录学再次生辉，为其精细的钩沉、广泛的寻证奠定基础，其发展的轨迹也为先生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谓之多驾齐驱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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