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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殊途:墨学与庄学之文化路向对比探析(五)

作者:苗冬青

钱穆先生也认为,“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由此观之,各民族文明与文化之路向皆无不对,亦皆无不合时宜。所以出现文化路向上之优劣强弱,乃因世界地理大发现影响下各地区文明互动而产生之冲突所致。梁漱溟先生认为将文化路向的不同归根于地理环境大地简单化,不能作为操求其根本问题的答案。此说虽不无道理,然而,若舍此避而不谈,而将文化路向之异视为先天即定、不可变易之因,则亦未免失之武断。

学界常以西方重宇宙论与本体论哲学,而中国重政治论与人生论哲学。此说固然不差。然而,若将这一特点无限放大,却未免太过偏颇。各民族各地区文发明展初期,所遭遇问题与困感之方方面面必然通通存在,不过因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诸方面之影响,其后之发展各有侧重而已。比如关于事物的本原问题,在《庄子》中就进行过这样的探讨: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此段议论,或是中国古代关于事物本原问题的一个最为正面的思索。然而,《庄子》以及之后的思想家都没有由此而生发出“第一动力”之说。相反,中国人之思维更愿意将其表说为“俄雨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并且认为,“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尽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遇到此种问题,中国人总是巧妙地将其回避。“这时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并不望前看而向旁边看。”问题并非无有,实乃无意劳心于此。同样,若因西方重本体之论而言其无人生哲学,亦是走向另一处极端。

(二)舍短取长,相辅为用

所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百家之学虽途径各异,然其旨归趋同。同于何处?天下大治,自君王以至百姓,皆得以安身立命。班固于《汉书》中谓九流之学“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此言诸子之学虽治学各有侧重,路向不同,然亦可相互补益,共臻佳境。“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关于古代学术流派相互非难攻击这一现象,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到:“学术思想,恒由浑而之画。古代哲学,笼统而不分家,盖由研究尚未精密之故。东周以降,社会情形,日益复杂;人类之思想,遂随之而日益发皇。各方面皆有研究之人,其所发明,自非前人所能逮矣。然崇其所善,遂忘他方面之重要,则亦有弊。而苟非高瞻远瞩之士,往往不免囿于一偏,诸子之学,后来所以互相攻击者以此。”此说认为诸子之学之所以相互攻击,是因为学说发展各有侧重,在推崇一端之时又为其所限,囿于一偏,难以通达事理。诸家学说“各有其安立之处所,自各有其所适用之范围。正犹夏葛冬裘,渴饮饥食,事虽殊而理则一,当相为用,不当互相排也。”此言针对各家相互攻击而立。然古可用于先秦诸子之学,今乃可用于世界中西之学。“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而所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摒弃偏见,博采众长,方为正道。

(三)回顾传统,探资求源

中西文化各树一帜,各引一端。近世以来,受“西学”之影响,遂有“国学”之说。对本族文化怀抱热忱之士,往往意欲证明“国学”之博大精深。此本无可厚非,然亦难免陷一误区,即执着于“古已有之”之念。海德格尔之思想,老子有之;尼采之思想,庄子有之;叔本华之思想,禅宗有之;马基雅维利之思想,韩非子有之;科学与逻辑之思想,墨子有之;等等等等。以西学之概念、思维、标准搜寻中华古史典籍,每得一处,便言“古已有之”。凡此种种,皆欲证明诸般文化成果,我中华民族均毫不逊色,甚至比西方要早数百上千年。殊不知此等做法,恰证明内心深处之文化自卑。中华文化所以有其独特之魅力,或许恰是因其诸多方面与西方路向态度与评价标准不同所致。一味比附,却欲彰明所谓文化自信,只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

当然,此说亦应以中庸之态度视之。摒弃偏见、博采众长固然必要,然应厘清本末。依托传统,方能使文化学说不离自家根本。“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自近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百般屈辱。除去割地赔款,尽失文化自信。及至甲午中日战争,国人自信几乎丧失殆尽。国难之下,国人救亡图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维新变法”而终至“全盘西化”。此过程虽使国门日开,然未免失之矫枉过正,以致对本民族固有之文化批判太过。在此过程中,西方一些概念亦发生异化。如对于“科学”推崇太过,乃至“科学”逐渐变成“合理”、“正确”之意,不“科学”即为反对真理,不“科学”即为歪理谬说。如此迷信“科学”,恐怕最不“科学”。

时至今日,我们应加以反思:诸般成果,既然“古已有之”,却为何千百年来未得紧密之传承与长足之发展?我们是对往圣之绝学有所承继,抑或是因西学冲击而复古之心大起?仅仅看到“古已有之”远远不够,尚须探寻其背后之内在机理,如此方可反躬自省,致于正途。吕思勉先生曾发言感叹:“《墨子》之《经》《经说》《大取》《小取》诸篇,昔几无人能读,今则可解者十七八,即由得欧西论理之学,以相参证也。”一方面,由于借助西方逻辑学知识,使我国传统墨辩逻辑体系能够得以重新解读,不可不谓是一大快事;然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自身之文化成果千百年来无人问津,最终却只有通过外来文化之辅助方能破解,又未尝不是一大悲哀。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宝库,我们面对当下问题,确应回顾传统,以探资求源。当初接引佛教入中土既获成功,如今接引西学入中土,亦未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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