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韩鹏
华夏文明自肇始之日起，便是阴阳和合的太极一中文明、一元文明，也称一中文化、一元文化。太极一中文化、一元文化的始点，在人文始祖伏羲于黄河下游创造河图洛书的“中土”之位，在“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也在上古中国最早划分九州的中央“冀州”之地。
图-1 上古历法与太极一中位置图
这是华夏民族文化、文明传承数千年来，所世代恪守的创世思想和创世方法，也是发掘、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夏文化探源，是中华文明探源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上。
史典认为，舜帝是东夷人，居住、去世于“东夷之地”的“苍梧”“鸣条”一带。故战国孟轲《孟子·离篓下》中，有“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之说。[[1]]“苍梧”“鸣条”同指一地，是上古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
图-2 黄河下游河图、东方位置图
“东夷之地”，便是黄河下游的“东方”“东（中）土”之地，也是上古帝王共同居住的华夏文明发源地。因此，中华文明探源和夏文化探源，将重点选择在河南荥阳西部的黄河中游流域，是对华夏文明及其东夷人舜帝、夏文化发源地的一个重大地域性误判。
一、黄河下游的东方是上古帝王共居之地。
通过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国史典可知，古人所讲的上古中国“东方”之位，便是伏羲在黄河下游肇始河图洛书之地，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土”“东夷”之地；古人所讲的“东夷”之地，便是三皇五帝、夏商诸王，最早居住、建都的九州中州“冀州”“地中”之地。
对此，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2]]文中“河济”，是指黄河下游“东方”“地中”“东（中）土”之水，也是“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所建夏朝“都邑”之地。
宋元之际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三》记载：“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扬州。文士考《禹贡》言尧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贡赋重于用民力，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3]]黄河下游（流）的“河济”“汴渠”流域，是包括夏朝在内所有上古帝王建都的“东方”“地中”“冀州”“东（中）土”之地。
关于“东（中）土”的地理位置，编撰于魏国大梁（今开封）的《穆天子传·卷三》中记载，周穆王巡守中原“东土”时，与居住黄河下游昆仑丘弇山（今河南新乡古河水、墉城一带）的西王母对诗，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4]]“东土”的昆仑丘弇山，对应伏羲在黄河下游划分九州的西方“弇（兗、沇、兖）州”之地。
西汉孔安国、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康诰》记载：“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5]]“小子”，为西周卫侯康叔。康叔受封的“东土”，也是指黄河下游的卫国，具有拱卫西周王都洛邑之义。
图-3 西周济水、卫国位置图
可知，“东土”“诸夏”在黄河下游的西周卫国、战国魏国之地。这也是魏国竹简《穆天子传》出土于西晋汲郡，今新乡卫辉市魏襄王墓的历史地理原因。
魏人姬姓，是黄帝裔孙后稷、周文王、毕公高的后裔。尧舜禹时期，周人先祖后稷与姞妃居住的姞燕国，便在开封西北方的新乡古河水、兗州（燕然之山、舂山）、共工不周山一带，也是魏人追随上古先祖居住、下葬昆仑山西部、西北部的西王母故土祖地。黄河下游的昆仑山西部、西北部，与商纣王都“朝歌”相近，都属于黄河下游的东方、东（中）土、九州之地。
图-4 黄河下游九州弇（兗）州位置图
这说明，夏人与商人世代混居在黄河下游的“河济”“东（中）土”“九州”之地，而不存在居住黄河中游的西方夏人，与居住黄河下游的东方商人两地之分的问题。夏王“相”与商侯“相土”，曾同居黄河下游的东方“古莘国”，即“商丘”，就是一个重要证据。
夏朝的“商候”，是辅佐夏王的重要大臣；“商丘”，曾是夏王相和商候相土君臣共同居住的“夏都”“古莘国”“都亳”之地。夏商王朝在地理上同为一域，彼此印证，不存在黄河中下游所谓“东商西夏”两大地域的主观划分。
二、考古夏朝年代遗址不等于夏朝、夏都之地。
国内的一些主流历史学家，在考古过程中遵循着一条不成规矩的逻辑：只要在史典记载的尧舜夏之地，考古出尧舜夏年代的文化遗存，就可被认定为是尧舜夏都、尧舜夏朝、尧舜夏文化之地。从河南登封阳城“禹都”、洛阳二里头“夏都”，山西夏县“禹王城”、运城“鸣条”“舜帝陵”、襄汾县陶寺“帝尧都”等历史文化认定中，都可以看到如此判断的潜在轨迹。
但是，如果史典记载中误把“尧都”“舜陵”“夏都”传承地，当成了发源地；如果在“尧都”“舜陵”“夏都”传承地考古出的遗存文化年代，虽与尧舜禹或夏朝同时期，却不在其管辖范围内，所得出的结论就必定是错误的。
图-5 洛阳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图
就以黄河中游被认定的一些所谓“夏都”来分析，它属于上古时期九州、中土、中国、中原的西部、西戎化外之地，夏朝时期已经有戎狄氏族居住，本不属于夏朝直接管辖之地，也不在夏朝的九州、中土、中国、中原范围之内，何来夏都、夏文化之说。
据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6]]“戎狄之间”，便是夏朝管辖之外的西北部山西、陕西、甘肃一带。此时的周人先祖不窋、公刘及子孙，已成为西戎人的一部分。
故《史记·匈奴列传》又记载：“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7]]“公刘”，为夏朝田正后稷、不窋的后裔子孙，夏朝末期随不窋自黄河下游的“姞燕”迁徙到中原西部的“西戎”之地，后居今陕西旬邑一带。说明夏商时期的周人已成为“戎狄人”了。
直到商朝末期，荥阳西部的洛水、洛邑一带，还属于西伯国占有的“西戎”之地，不属于商王朝直接管辖。西伯姬昌将“洛西”献给商纣王之后，才在名义上属于商朝之地。据西汉《史记·周本纪》记载：商“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8]]“洛西”，便是河南荥阳西部黄河中游，即西周南北“洛水”流域的西戎、西伯国之地。夏商之前的古典中，从不认为西戎、西伯国一带，是上古帝王居住的中国、地中、中原之地。
图-6 黄河中游洛西之地图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韩非子《韩非子·难二第三十七》记载：“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鄷，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9]]文中“盂”，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邘台镇、西万镇一带，西周为周武王之子邘叔的封国，对应西周建东都洛邑的西北方位，两地相距直线约70公里；“莒”，位于“盂”北部的太行山中段、汾河东岸，今为山西祁县东南一带，属于黄帝在黄河下游“胙土封氏”时，所封十二姓之一的“祁”姓后裔居住地。距河南沁阳北部直线约230公里之地；“鄷”又作“丰”，位于今陕西省户县东北一带。
这说明商代末期“盂”“莒”“鄷”三地，本在河南沁阳和山西祁县以西，即黄河中游的“洛西”地区，也是西伯国作为商朝西方、西戎诸侯之长，管理商朝西部的“戎狄”之地。直到周武王两次出兵讨伐商纣王时期，其出发地仍在沁阳“盂”和“孟津”一带，表明“洛西”地区仍属于西戎人、西伯国的实际控制之地。
三、商朝时期“洛水”流域是戎狄居住地。
甚至到了春秋时期，洛阳的“洛水”流域还是“戎狄”的居住地。故西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651―公元前619年的周襄王时期，“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10]]“陆浑”，在今洛阳市伊水流域的嵩县田湖镇陆浑村一带，东北距洛阳直线约52公里；“卫”，指黄河下游荥阳东部的“卫国”之地。此时，戎狄时常侵扰的“中国”，是指黄河下游的“卫”国一带，而不是“戎狄”居住的“陆浑”和东周王都“洛邑”之地。因此，不能把东周王都“洛邑”、嵩县“陆浑”，与黄河下游“卫”国的“中国”之地等同看待。
这也表明，黄河下游“卫国”所在的“中国”之地，才是“夏朝”管辖的“东土”“地中”“中夏”“中国人”之地。若将西戎、周人居住、或管理黄河中游的“戎狄”“洛西”“陆浑”“洛邑”等中原西部之地，定位为“夏王”“夏都”“夏朝”“中国人”之地，岂不荒谬。
图-7 上古中国、九州与西戎方位图
由此可知，《史记》中记载的上古“中国”，不是指西周东都“成周”、或春秋时期东周王都“洛邑”之地，而是指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卫国”一带。就是说，在中国史学家记载的传统地理观念中，荥阳西部的西周东都“成周”、或东周王都的“洛邑”，与荥阳东部的卫国等“中国”之地，既不在同一个历史地理位置，也不是同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 西周之前洛阳从无“地中”“中国”之说。
商朝之前，河南荥阳西部的黄河中游流域，是西伯国管辖的西戎之地。而西戎之地，并非上古时期“天地之中”的“中土”“中国”“冀州”之地。
至于周人把西周成周、或东周洛邑，说成是“中土”“中国”“天地之中”，不过是西周人用商朝之前的“中土”“中国”“天地之中”文化传承，来表述周朝统治天下的中心和王都之地罢了，并不能说明洛阳是夏商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中土”“中国”“天地之中”之地。
对此，就连周武王灭商后在商都朝歌天廷祭天时，也称“大商邑”为“中国”之地。故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11]]“宅兹中国”的“大邑商”，后为西周初期的卫国国都“朝歌”，而不是指周武王灭商时尚未营建的东都“洛邑”之地。对于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将“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解释为西周东都“洛邑”之地，我们无法苟同。
图-8 大邑商朝歌宅兹中国图
查遍中国史典，洛阳作为西周的东都“洛邑”，从来都不是经过任何朝代天文学家测量后认定的“天地之中”。就连周公测量的所谓“天地之中”也在登封阳城。而登封阳城的“天地之中”，也不是黄河下游“河图洛书”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中土”“天地之中”。而夏商王朝之前传统意义上“中土”“中国”“天地之中”，本指黄河下游洪水泛滥的“河济”流域，即荥阳东部的“卫国”“东（中）土”“地中”“中国人”之地。
因此，即便在黄河中游地区的考古中，发现了与夏朝同年代的文化遗存，也只是这一时期戎狄氏族的文化遗存，却不能被认定是夏朝的夏文化遗存。尽管居住黄河中游西周人、或戎狄氏族，也可能学习和传承黄河下游东部的夏朝文化，但西戎之地必竟不是夏王、夏都、夏朝等夏文化的原发地，无法被纳入夏文化的范畴，更无法纳入夏王、夏都、夏朝的范畴。
五、河图、五帝、夏都源自黄河下游开封等地。
缺乏对史典中尧舜禹和夏都的系统研究论证，无视对夏朝管辖范围的划分和界定，是中华文明探源在错误的夏王、夏都、夏文化认知中存在的先天缺陷。
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昔帝尧修坛河洛，择良议沉，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谓：《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为流星而升于昴，即于此也。”[[12]]“河图”，即“龙图”“河图洛书”，出自黄河下游“河播九流”的荥阳荥泽荥河之地，也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即开封的鸿沟、汴河流域。
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山泽·四渎》解释:“河者，播也，播为九流，出龙图也。”[[13]]故荥阳东部的荥河，才是中国最早的河播、荥播、荥洛、河洛之地。有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言“庖牺（伏羲）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14]]为证。“典籍图画”，即八卦、河（龙）图；“五老”，是以五行、五星、五气文化传承的“五老上帝”“五帝”“五方帝”“五老帝君”。
图-9 黄河下游五行五方五帝图
“五帝”，是指上古时期太极文化中，以五行、五方定位的“五方帝”历法体系，东方帝伏羲，南方帝炎帝，中央帝黄帝，西方帝玄嚣，北方帝颛顼。中国道教经籍总集《道藏·五符本行经》记载：“五老帝君皆天真自然之神，故曰元始五老，非后学而成真者”。[[15]]
图-10 黄河下游九宫中宫五帝星座图
古人认为，五老上帝为五气之根宗，五行之本始，处于太极、一中之位。见于天文者，则为五星，即五帝星座，对应伏羲画“河（龙）图”的“荥河”流域，也是以五行八卦历法定位的九宫“中宫”、九州“冀州”的“五帝”。
《水经注》文中“五老”升天的“昴”，是指天象中二十八星宿之一的“昴”星，对应地上的开封古“大梁”之地。明代周山等修纂《保德州·因革第一》引“《史记》曰：昴毕冀州。《晋天文志》曰：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赵分野。《唐天文志》曰：胃昴毕大梁也。”[[16]]“大梁”，即战国时期的魏都开封。说明“昴”星、“大梁”，是指黄河下游“五方帝”共同居住的开封星野“昴”“冀州”之地。
图-11 荥阳荥河与伏羲九州冀州图
中华文明和夏文化探源，把考古重点选择在黄河中游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及陕西等地，背离了古人对上古三皇、五帝、禹都和夏朝，均在黄河下游“东方”“冀州”的基本历史地理定位，是不符合上古帝王共居“河之下流（游）”“河济”“东（中）土”等历史地理的重大误判，即便发现了夏朝年代的文化遗址，也不具有夏王、夏都、夏朝等夏文化原发地的上古地理历法支撑。
肇始于黄河下游的太极和合、一中、一元思想文化，是华夏民族产生、发展和壮大的人文根基，也是华夏文明探源追溯的唯一源头。因此，中华文明探源的地理定位，离不开华夏民族人文始祖肇始独具一中、一元特色的太极和合文化；离不开一中、一元文化的肇始地黄河下游河济流域。
所以，黄河下游流域的上古中土、九州、中国、中原地区，不仅是华夏民族一中、一元文化的肇始之地，也是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同创造、完善太极、一中、一元文化的原发地。
图-12 黄河下游四象青龙宿房星文化图
离开了这些基本创世思想方法作基础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就会失去华夏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基本共识，中华文明探源地就会出现重大地理误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无法取得符合华夏民族创世思想方法的探源成果。
［作者简介］韩鹏（1957.1—），男，汉族，河南夏邑人。河南省孔子学会顾问，中国开封古都学会副会长，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调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原华夏历史文明发源等，先后出版研究中原文化的学术著作《华夏开封》《神州开封》《古陈留是华夏文明发源地》等十余部，曾被河南省社科联评为社科成果“特等奖”“一等奖”。手机：13837810078.邮箱：kainongban@163.com.
[[1]]（战国）孟子 著（宋）朱熹 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03。
[[2]]（清）王国维：《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09。
[[3]]（元）马端临 撰：《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01。。
[[4]]（晋）郭璞 注：《山海经 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12。
[[5]]（汉）孔安国（唐）孔颖达 正义 黄怀信 著:《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6]]（汉）司马迁 原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史记三家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01-01。
[[7]]（汉）司马迁 原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史记三家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01-01。
[[8]]（汉）司马迁 原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史记三家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01-01。
[[9]] （战国）韩非：《韩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01-11。
[[10]]（汉）司马迁 原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史记三家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01-01。
[[11]]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杂志，1976年01期。
[[1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岳麓书社，1995-01-01。
[[13]]（东汉）应劭 著 赵泓 译注 ：《风俗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07。
[[14]]（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04。
[[15]]《道藏》，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03。
[[16]] 陈秉荣：《保德州志译注》，新华出版社，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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