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 韩 鹏
[提要]当前，中国古都文化研究和评定工作，面临着甄别、分类、定位等艰难抉择。尤其是在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夏商诸代的古都研究和评定方面，缺乏华夏民族创世思想方法的指导，缺乏上古时期建都历法的规律可循，更缺乏对华夏民族“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择中建都”创世实践的深刻认识。这反映着华夏民族“中土”“中央”“中州”“中原”“中国”等“中”文化，与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建都，共同发源于黄河下游“河济”“四渎”“至中”文化的缺失。受诸如此类问题的困扰，导致中国古都文化研究和评定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失去了上古帝王“择中建都”“天下王朝在中原”的正统文化传承，也难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值得进行深刻反思。
[关键词]中国古都;河图洛书;太极之道;至中中原;天地之中;择中建都。
有人说在“中国古都”的本意中,包含着上古时期“古都在中国、在中原”等重要内容。意思是说，从上古时期开始，华夏民族的人文先祖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创建“帝王之都”，均在黄河下游的“中土”“中央”“中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由此，产生了黄河下游以“中土”“中央”“中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为发源地的“中”文化和“古都”文化。
所以，有必要对上古时期“中国古都”，与“中土”“中央”“中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渊源，进行深入研究和文脉梳理。
- 上古时期帝王建都与“天地之中”。
“中国古都学会”之“古都”，源于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创造的“都”文化。
（一）华夏民族对“都”含义的认识和解读。
关于“都”的含义，古人有多种解释。如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①]说明有先祖宗庙的城“邑”，才具有被华夏先民称作“都”的资格。故清代经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战国左丘明“《左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②]“都”与“邑”，因此而划分。
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康熙字典》中，引北宋“《广韵》：天子所宫曰都……《礼·坊记》：制国不过千乗，都城不过百雉……又《字汇补》：水所聚也。《释名》：泽中有丘曰都丘，言虫鸟所都聚也…..《书·禹贡》：大野既猪。《又》：被孟猪。《史记·夏本纪》：既猪作既都，孟猪作明都。”[③]说明古人认为，上古天子居住的“宫室”；邑城墙达三百丈的“百雉”；水泽中聚积的“丘”；上古时期黄河下游荥阳“荥水”（见图-1）聚集的“孟诸”，都可称作“潴”“都”，也是上古时期华夏民族最早的“诸（渚）”“潴（猪）”“都”。
图-1 黄河下游荥阳荥泽位置图
其中“孟猪”之“孟”，是指排行最大、最早的“猪”；“孟猪”之“猪”，也称“潴”，为形声字，从水,猪声，本义指水停聚的地方，即“水都”。据上古史料《尚书‧禹贡》记载：“荥波既猪。”孔传：“荥泽波水，已成遏猪。”[④]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荥播既都。”[⑤]郑州荥阳“荥泽波水”，也称“荥播”“荥洛”“荥雒”等，是上古时期的“河水”“洛水”混一、交会后的分流之水，也是中国上古时期“猪”“潴”“都”文化的源头。
（二）“洛水”本指出“河图”的“荥（荣）河”。
郑州荥阳“荥潴”“洛水”，即“荥播”“荥洛”“荥波”等水。故战国至西汉所编《尔雅·释水》解释：“济为濋,汶为灛,洛为波,汉为潜,淮为浒,江为沱,濄为洵。”[⑥]说明中国最早的“洛水”，本指“沇（济）水”在荥阳穿过黄河下游河道后，分流的“波水”，即“荥河”“荥波”“荥洛（雒）”。
“沇（济）水”在荥阳东部聚集的“荥泽”，被古人称为“荥潴”“荥诸”“荥都”等。自“荥潴”“荥诸”“荥都”东流之水，为“济为濋”水，历史上也曾称“灉(澭)水”“汴(汳)水”“鸿(洪)沟”“泲(济)水”“黄(阴)沟”等名称。
清代经学家惠栋《九经古义‧尚书古义上》中，引东汉经学家“马（融）郑（玄）本皆云：‘荥播既都’。郑（玄）云：‘沇水溢出河为泽。卫狄战在此地，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播。’栋案：‘荥波当是二水名。’《周书‧职方》云：‘豫州其川荥雒，其浸波溠。’”[⑦]可见，众人、众水、众虫鸟会聚之地，也被称作“都”。郑州荥阳东部的“河播九流”之地，便是九河众水聚分的“水都”之地。
古人把“荥阳”之“荥”，与“荣光”之“荣”等同看待，故“荥河”也称“荣河”。上古史料《尚书·中侯》记载：“帝尧即政，荣光出河，休气四塞。”郑玄注云：“荣光五色，从河水中出。”[⑧]“荣光出河”的“荣河”，便是尧帝居住、建都黄河下游，即九州中州“冀州”“天地之中”之地“荥河”“汴河”，也是伏羲在黄河下游画“河（龙）图”的河播九流水域。
辨别上古时期“荥河”“荥雒”“洛水”“荣河”地理位置的主要标志，是水从“河水”中流出，而不是水流入“河水”。唐代书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论画之源流曰:“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⑨]元代著名画家王冕《徙马叹》诗中曰：“庖羲已矣古道芜，何时重见荣河图？”[⑩]他们所言“荥河”即“荣河”；“典籍图画”，即“荣河图”，也是伏羲在“荥河”“汴河”流域所画的“河图”、或称“龙马负图”。
（三）“荥（荣）河”流域是上古“中国”之地。
古籍《礼志》《地理志》《流贼传》称“出河”之水为“荥河”，而《五行志》《孝宗实录》《古今图书集成》却称“出河”之水为“荣河”。说明古代“荥”“荣”是同义互用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解:“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珿中原之人。”[11]可见，“华”“夏”“荣”，均指黄河下游郑州荥阳东部，即“荣河”“荥河”“汴河”流域的“华夏”“中国”“中原”“夏朝”之地。
只有上古时期黄河下游“河出（播）九流”的“中原”，才是“荥河”“荣河”流经“华夏”“中国”的原发地。正对应西汉经学家刘向《战国策·秦策》中，记载“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12]的“荥河”“汴水”“鸿沟”流域。
上古时期黄河下游的“中原”，本是上古时期黄河下游“华夏”“中国”的同义词。故元代宰相脱脱在《宋史·河渠志》中，留下了“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13]之说，都是对“荥河”“荣河”出自“河水”“黄河”的不同表述。在黄河下游“横亘中国”的“汴水”，便是上古时期横亘“中土”“中原”“天地之中”的“荥河”“荣河”。
从上古时期人的食物链而言，人之都聚追随虫鸟之都聚，虫鸟之都聚追随水之都聚，故“三聚”终会于一地。对此，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水文注》解释：“水泽所聚谓之都。”[14]三国训诂学家张揖《广雅·释训》解释：“都部者,都统其众也。”[15]中国辞典之祖《尔雅·释名》解释：“国都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16]以上所述，均是从不同角度对“都”含义所作的解释。
（三）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建“都”均求中执中。
随着华夏民族对“都”认识的深化和统一，它被约定成俗为上古帝王居住的“宫室”之地，“都”也逐渐被冠以“皇都”“帝都”“王都”之名，但本质上仍具有“人所都会”之义。三皇时期的“都”，称“皇都”；五帝时期的“都”，称“帝都”；夏商时期的“都”，称“王都”。如同“皇”“帝”“王”在史典中被混用一样，“皇都”“帝都”“王都”也存在着混用的现象。“都”除有帝王居住“宫室”内涵之外，还包括着天子帝王与臣民共居地之义。
不仅如此，无论三皇的“皇都”，五帝的“帝都”，或是夏商诸王的“王都”，在地理、方位等选择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历法定位，这就是“求中”“得中”“归中”“执中”。由此，使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建“都”之地，与上古时期历法的“中”之位，形成了密不可分法则规范，也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文化观。
据西周政治家姬旦《周礼·大司徒》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17]文中的“天地合”“四时交”“风雨会”“阴阳和”的“地中”（见图-2），便是“建王国”“王都”的“王”之位。
图-2 土圭测景“中”位图
战国思想家孟轲《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8]“天下之大道”，便是“天道”“太极之道”“阴阳和合之道”，须立于“天下之正位”，即“地中”之位。故《孟子·尽心上》又记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19]说明上古时期帝王君子的“中天下”，在“四海之民”环卫的“天下之中”，又称“天地之中”。
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记载：“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20]“道、天、地、王”是一个整体，均效法和归一于“道”。其中“王”者,为“人”之始。因人和王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故“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为历史、地理、文化的“一元”“中和”“王道”之位。因“王”居“一元”“中和”“王道”之位，便是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建“王都”之位。故上古的“王都”，非“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莫属。
战国政治家吕不韦《吕氏春秋·知度》明确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21]说明“国”中“立宫”，“宫”中“立庙”，已成为后世帝王建“都”的基本规制。故西周政治家姬旦《周礼·考工记》指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22]就是说，古代帝王天子建帝国王都时，所理政的皇宫大殿东边要修造太庙祭祀先祖,西边要修造社稷坛祭祀土地。这种规制被称作“左祖右社”（见图-3），一直延续到数千年后清朝建都的北京之地。
图-3 古代王国左祖庙、右社稷图
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文选》引东汉天文学家张衡《东京赋》记载：“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奥，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23]“王城”，即帝王通过“土圭测景”方法，选定在“天地之中”建立的“王都”
（四）古代四方四夷的中央是中国、天子之位。
对于“王都”建于“天地之中”“中国”之地，北宋理学先驱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国论》进一步指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24]可见，“中国”不在“四夷”“四方”之地，而在“四夷”“四方”之内的“天地之中”之位。它是华夏民族“君臣所自立”和“礼乐自作”“衣冠自出”的“中土”“中州”“中原”之地。
石介《中国论》还指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25]“中国”，与三皇五帝以“神仙之道”、即“太极之道”，教化天下的“九州”“中州”“神州”同地。
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记载：“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26]这表明，“中国”便是“九州”、或“九州”（见图-4）之内的“赤县神州”。
图-4 太极中国与九州四夷图
那种把“中国”与“天地之中”“九州”“赤县神州”分裂开来，甚至混同与“四夷”之地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那种把三皇、五帝等神仙圣人创造“太极之道”及发源地，人为安置在上古时期“中国”“天地之中”“九州”“神州”之外“四方”“四夷”之地的做法，更是不符合华夏人文先祖创世历史的错误认识观。
对此，明代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正统道藏》中，引南宋“观复大师”谢守灏《混元圣纪》指出：“昔在神州，以神仙之道教化天下，上自三皇，次及五帝，修之皆得神仙”。[27]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黄帝居中，四夷宾服”。[28]这表明，“上自三皇，次及五帝”确实共居在“神州”“九州”一地，作为三皇五帝的后裔，又怎能将先祖共居、建都的“神州”“九州”之地，人为地分割成毫无历法规律可循的“四方”“四夷”之地呢。
明代张宇初《正统道藏》中，还引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古圣人以中国神州，以九州岛配碰岩八卦，上当辰极，下正地心，故九州岛在此耳。”[29]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神州”本与上古“圣人”伏羲肇始的“八卦”“九州”同地，上对“天之中”的“辰极”“北斗星”“北极星”；下对“地之中”的“地心”“九州岛”“昆仑山”。而“昆仑山”，也成了“地之中”（见图-5）“地心”“九州”的别称。
图-5 伏羲王天下示意图
对此，西汉纬书《河图括地象》记载：“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又记载：“昆仑者，地之中也。”[30]清代学者李宝澀《诸子文粹·古今通论》记载：“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羹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域，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31]说明“昆仑”“神州”，为“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之地，也是黄帝帝都的“宫室”之地。据战国魏国大梁《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32]“昆仑之丘”，即“昆仑山”“中国”“九州”“神州”“天地之中”，是“黄帝之宫”（见图-6），即黄帝帝都所在之地。
图-6 穆天子巡守开封线路图
- 中央黄帝建都的“宫室”在“天地之中”。
关于黄帝帝都“黄帝之宫”的地理位置，魏国大梁所编《穆天子传·卷五》记载：“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废□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歕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歕玉，皇人寿谷。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帝）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33]文中“黄（帝）室之丘”，即昆仑山“黄帝之宫”，或称“黄台之丘”，在今河南封丘荆隆宫乡古“黄池”南部、今黄河（古济水）南岸的开封“轩辕楼”之地。
与此相呼应，清代《封丘县志》也记载：“天子东游于黄泽。歌曰：黄之池，其马喷沙，黄之泽，其马喷玉。黄池之名由此而来。”[34]春秋时期的公元前482年，吴、晋等国在封丘“黄池、黄泽”大会诸侯，史称“黄池会盟”。这不仅印证了周穆王东巡的“黄池、黄泽”，在封丘西南之地；也印证了黄帝与元妃嫘祖居住的“帝都”“宫室”“黄台之丘”，在封丘“黄池、黄泽”南部，今黄河南岸的开封龙亭区柳园口乡轩辕楼村之地,村民至今复姓“轩辕”，正对应上古时期的“昆仑山”“九州中州”“天地之中”。
由此，否定了黄帝“宫室”“帝都”，与上古时期“昆仑山”“九州中州”“中国”“天地之中”“黄池、黄泽”地理定位，互不支撑、彼此背离的观点和做法。
所以，唐代王鹳《广黄帝本记》、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南宋无名氏《轩辕黄帝传》、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记载:黄“帝娶于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35]“大梁”，便是记载黄帝“宫室”“帝都”，在“昆仑山”的古籍《穆天子传》编撰地，即开封。
图-7 《新莽嘉量》（部分）图
西汉著名铜器《新莽嘉量》也记载：“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36]（见图-7）“黄帝”“虞（舜）帝”建都的开封“大梁”，正对应十天干“戊”、十二地支“辰”的“阳土”之位，与黄帝有“土德”之瑞，道号昆仑山“玄圃真人”，出生开封“寿（青）丘”“崇台（山）”、唐代天文学家所测“浚仪岳台地之中”、黄帝与嫘祖成婚“大梁”的历史相一致。
据元代宰相脱脱《金史·志第六》记载：开封“祥符西附郭，有岳台、浚水、沙台、崇台、夷门山、蔡河、金水河、广济河、寒泉河。”[37]开封“大梁”“祥符”的“崇台”“岳台”等地，便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共同建都，在“崇（狄）山”“中土”“中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重要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佐证。
依此而论，三皇五帝在黄河下游创建的“昆仑山”“九州中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及所在地开封“大梁”，才称得上是华夏民族最早建都的“中国古都”之地。
- “天地之中”具有发源地与传承地之分。
受古人“择中建都”文化的影响，后世帝王也形成和传承在“天地之中”建帝王都的正统思想和营国规制。进而，出现“四方”“四夷”之民“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地理文化认同。从本质上看，这是他们回归先祖的故土，试图在中原“择中建都”“归中执中”夙愿的体现。
(一)中原是三皇、五帝共同建都得“天下至中”。
“中原”，是上古时期“九州”“中国”“天下（地）之中”的同义词，既是上古时期历法定位的“天下至中的原野”之地，也具有华夏文化、文明发祥地和华夏民族产生摇篮的重要地位，正与黄河下游“中原”之“河”，为华夏民族“母亲河”的地理历史相呼应。关于“至中”的含义，潘运告、欣弘《中国历代书论选》中，引元代书法家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开篇言：“谓‘极为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则可以为极。天有天之极，屋有屋之极，皆批其至中而言之。若夫学者之用中，则当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义，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38]这说明“至中”，不仅是指黄河在下游冲积的“原野”“中原”，也包含着“中原”是伏羲“太极”“天地之中”，是上古历法“至中”“中土”和“中和”“中庸”文化及发源地的含义。“至中”的“中原”之地，是与产生于黄河下游的“天地人之中”“中和”“中庸”等，互为依托的“中”文化唯一发源地。
“中原”作为上古时期历法“天下至中”之位，包含着人文始祖伏羲为代表的华夏民族产生地“昆仑山”，“太极八卦”“九宫”文化发源地“九州中州”，“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等历法的“中”文化含义。“天下至中”，是对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居住、建都于“天下中心”,即“中原”的根本追溯和不同阐述。
图-8 黄河下游上古中原位置图
从地域而言，“中原”（见图-8）在黄河下游海河平原与淮河平原的中央之位，是构成华北大平原“三原”之一的中央平原；
从华夏文化产生而言，“中原”是人文始祖伏羲肇始“河图洛书”的“中(五、十)数”“中宫”文化之位，是华夏民族最早的“中”文化发源地；
从中国上古历法而言，“中原”在伏羲太极文化的五行“土”、五方“中”、九宫“中宫”、九州“中州”之地，故被称作“中土”“中央”“中冀”“中夏”等；
从华夏文字传承而言，伏羲在“中原”创造的阴阳“卦符”、舞阳贾湖出土的甲骨“刻符”、北宋开封《淳化阁帖》最早的“仓颉书”（见图-9）、开封禹王台最早的夏代《岣嵝文》、安阳出土成熟的殷商“甲骨文”、贵州水族自河南睢水继承的“水书”文字，共同奠定了中原、中国“正统文化”的源头地位；
图-9 开封仓颉陵、北宋《淳化帖》仓颉书图
从上古帝王建都而言，“中原”是自古以来，华夏民族“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皇权、帝权、王权核心地所在，具有天下共仰、万国所宗的“先祖家园”之称；
从华夏民族繁衍发展而言，“中原”是华夏民族孕育子孙的摇篮，其后裔不断向“中原”的“四方”迁徙发展，是华夏民族最早分支“四夷”各族人民的“孕育地”；
从华夏民族“天下中心”而言，“中原”是华夏各民族“求中、得中、归中、执中”的“逐鹿”之地，具有“合和包容”“兼容并蓄”“四通八达”“匡济天下”等地理区域优势。
（二）中原是华夏四方夷民的天下归心所在。
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自古以来的“中原”之地，便蕴藏着华夏民族的精神、情感和理想寄托，承载着古今华夏民族对回归祖地、故土和家园的追求。
商末周文王《（清华简·）保训》遗言周武王，要效法舜帝、上甲微“求中、得中、矵中、追中”[39]，周武王通过“克大邑商”，实现“宅兹中国”夙愿的历史如此；
贵州韦氏水族古语“饮睢水，成睢人”，所传“水书”“连山易”文化发源于黄河下游，即河南“睢（沮）水”夏商文化圈的历史如此；
四川三星堆出土反映《山海经》记载中，“扶桑神树”“太阳神鸟”“五行法轮”“河雒部族酋首献龟书”“蚩尤面具”“巴蛇青龙”“龙玺蝌蚪文”“帝王青铜像”等东夷文化的文物如此；
《新蔡葛陵楚简》出土竹简记载：“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漳,以还迁处”[40]，与颛顼“高阳”氏发源于杞县高阳镇“沮（睢、伊、圈漳）水”流域的历史如此；
迁徙中原南方的“客家人”，认可先祖的老家在黄河下游“河洛都会”、开封“珠玑巷”的历史也是如此。
此类情况不可胜举，但都反映着上古以来华夏民族“求中、得中、归中、执中”，回归自己先祖家园的精神文化追求。
目前，国内一些历史文化学者，试图把陕西西安、山西神卯等地定位为“天地之中”的原发地。这种离开黄河下游的“中原”之地，而罔论“天地之中”的观点，早已被古代天文学家所否定。对此，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诸子集成补编》中，引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周髀算经•卷上》注言:“是时汉都长安,而向不言测影处所。若在长安,则非晷影之正也。”[41]导致“汉都长安”“向不言测影处所”的原因，在于自上古以来陕西西安从来就不是“晷影之正”位的“天地之中”。所以，自古以来也不能成为天文学家制定中国“历法”之地。
因此，唐代居住“汉都长安”遗址的太史令李淳风、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张遂）、太史监南宫说，均在黄河下游的汴州开封南北一线以土圭测影、制定历法，并定位“浚仪岳台”为中国“南北弦”“子（卯）午（酉）线”“天地之中”（见图-10）之位。
图-10 唐代所测子午线、天地之中图
元代宰相脱脱《宋史·天文一》也记载：“而自唐以来，历家以仪象考测，则中国南北极之正，实去极星之北一度有半，此盖中原地势之度数也。”[42]“中原地势之度数”，便是指在黄河下游所测“中国南北极之正”位，也是唐代多位天文学家先后认定的、“浚仪岳台”为中国“南北子午线”“天地之中”之地。
南宋著名学者罗泌《路史·卷四十七》记载：“夫(尧舜)二帝之时都于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贡赋，必由河达帝所，盖尧舜在位，重于用民。故九州川渎各有入河之道。”[43]“中冀”，便是尧帝时期“居河下流”的九州“中州冀州”；而八州贡赋的“中州冀州”，便是黄河下游的尧帝“帝都”之地。对此，宋元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考三》也记载：“文士考《禹贡》言尧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贡赋重于用民力,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44]罗泌与马端临关于尧舜帝都，在黄河下游“冀州”（见图-11）的观点是一致。
图-11 黄河下游开封冀州位置图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文集·殷周制度论》明确指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45]“东方”，便是“居河下流”以开封为中心的“九州中州冀州”之地，也是上古时期华夏民族最早的“河洛都会”之地。
清代《开封府志·卷三十七艺文（七）》引河南按察使胡介祉《禹王台记》记载：开封“梁，河洛之都会也。昔曾没于河，而台岿然独存；台存，而禹功并存也。”[46]清帝康熙亲自为“河洛都会”之地的开封禹王台，御书“功存河洛”（见图-12）匾额悬于禹王台上，后被人石刻，至今北京国子监、开封文庙均有保存。
图-12 清帝康熙为开封禹王庙御书“功存河洛”图
开封禹王台与登封阳城作为“夏都”，有“同”也有“异”,“同”的方面:彼此都是史典记载的大禹王都“阳城”；都是古代天文学家测定的“天地之中”；都有“崇（嵩）山（台）”地名文化传承；都曾是河南省治“开封府”的辖地。“异”的方面：开封有战国天文学家石申《星经》“白虎宿”“大夏（参、晋、实沈）星”为凭；有“河洛都会”“四渎中枢”的风水定位；有大禹“岣嵝文”的最早传承；有大禹开发的“大运（汴）河”佐证；有夏启大飨诸侯的开封“宴（钧）台”和中国古都学会认定的夏杼六世王都“老丘”等夏都支撑，而登封阳城却没有。
故战国魏国大梁所编《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后氏禹居阳城。”[47]东汉大儒宋衷所注《世本》解释：“夏后居阳城 ,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48]“陈留浚仪”的“阳城”，便是战国魏国“大梁之南”的“阳城”，今开封禹王台，在战国魏国石申测景的“中天台”，也是唐代浚仪岳台测景的“天地之中”。元代脱脱《宋史·天文一》也记载：“唐贞观初，李淳风于浚仪县古岳台测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阳城四分。今测定北极高三十五度以为常准。”[49]由于登封“阳城”北极出地高仅三十四度四分，比开封浚仪岳台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八分少了四分，说明开封浚仪岳台，是最接近“北极高三十五度以为常准”“度数”的“天地之中”“子午线”之地。
约百年之后的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六百多年后的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也先后在开封“浚仪岳台”以土圭测影，不仅测量北极出地高度数据与李淳风测量数据完全相同，也用测量数据反复印证了开封“浚仪岳台”，为中国“子午线”“天地之中”的正确结论。
对此，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新五代史·司天考》记载：唐“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太）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50]“南北弦”，是指“中国南北极之正”位的“子午线”（见图-13）。它是确定“地之中”的重要依据，也成为后周、北宋“择中建都”的历法依据。
图-13 黄河下游浚仪岳台天地之中图
与登封阳城与洛阳彼此争夺“天地之中”不同，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天文学家从未对开封“浚仪岳台”，被定位为中国“子午线”“天地之中”提出过异议。
在已知中国史料记载中，仅有登封“阳城”、开封“浚仪岳台”两地，为古代天文学家实地测量认定的“天地之中”。但登封“阳城”从不愿用古代天文学家测量“子午线”“天地之中”的具体数据，与开封“浚仪岳台”所测具体数据进行对比。因为对比的结果，不支持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的观点。
（三）黄河下游“天地之中”是中国古都发源地。
事实说明，只有伏羲在黄河下游，肇始“河图洛书”“中数”“中宫”的“子（卯）午（酉）线”“天地之中”，才是华夏民族历史上唯一的“天地之中”，才是华夏民族“中”文化的原发地。
如果将中原西部汉唐帝都长安、及陕西神木石峁、山西山陶寺等考古遗址，作为上古时期中原“天地之中”文化的传承地，是完全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规律的。但若要作为上古时期“天地之中”、或华夏民族“中”文化发源地，则是完全背离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规律的。
国内一些历史文化学者有一种错误认识，就是把现有的中国大古都，均认作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发源地意义上的“天地之中”，等于否定了伏羲“河图洛书”文化“中数、中宫”和三皇五帝“天地之中”（见图-14）等“中”文化原发地的法统性和唯一性。
图-14 河图洛书太极、中位图
这种误将“天地之中”传承地当作发源地的认识观，同样是完全背离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因此，必须阐明以下观点：
一是商代之后的西周时期，所建王都之地已经不在上古时期黄河下游，即伏羲肇始“河图洛书”文化的“中数、中宫”之位，也不在三皇五帝共同居住、建都于黄河下游“天地之中”的地理位置；
二是西周至五代后周时期，所有帝王（不含诸侯国）所建王都之地，均是没经过古代天文学家实地测量认定，且用具体数据支撑的“天地之中”。因此，无法被认定为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夏商之王居住、建都的“中国”“九州”及“古都”之地；
三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居住、建都的“中国”“九州”，均在黄河下游“河济”流域的“至中”“中原”之地。而天下“至中”的“中原”，本是黄河在下游冲积形成北部海河平原、中央平原、南部淮海平原之一。北、中、南“三原”共同组成了现在的黄淮海大平原，即华北平原。
“中国古都”文化的发掘、研究和认定，离开了“河图洛书”文化“中数、中宫”之位，离开了三皇五帝共同居住建都“天地之中”的“中”文化，离开了上古时期中国历法“中”的法则定位，不可能是三皇五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都”。
- “中”文化是论证上古中国古都的理论依据。
华夏民族在数千年的创世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其中就包含着传承至今的“择中建都”文化。而“中数”“中宫”“中原”“中国”等“中”的含义，不仅是华夏民族带有根本、固有、基因性质的创世文化，也是最具中国特色、中国灵魂、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无“中”失本,无“中”难和,无“中”不国,又何来“择中建都”文化传承。
通过对“择中建都”产生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进行分析，使我们对中国古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以下基本认识：
- “择中建都”之“中”始于文化源头。
上古时期华夏民族“择中建都”的思想文化，不仅决定了华夏民族最早建都在“中”之地、之位；也决定了“中”之地、之位，是华夏民族最早建都的必选地所在。因此，研究中国古都文化问题，不能不研究华夏民族最早的“中”文化问题。
图-15 河图太极、中土、五中数图
华夏民族把人文始祖伏羲，肇始的“河图洛书”（见图-15）等“道”“易”文化，放在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认为它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根、大道之源、群经之首、万法之宗”。这些“根”“源”“首”“宗”用词，既是华夏民族文化重要性的体现，也包含着上古时期帝王建都择“中”的应有之义。因此，要说清楚华夏民族“择中建都”之“中”文化来源，必须从伏羲肇始“河图洛书”文化寻求答案。
伏羲肇始华夏民族的人文世界，遵循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通过“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的创世实践，形成了三皇五帝共同居住、建都于“中土”“中央”“中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认同。而“中”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均孕育于伏羲在黄河下游肇始“河图洛书”及历法文化之中。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没有黄河下游“河播九流”之“河”，“河出图”就失去了“河水”的地理定位；没有郑州荥阳“荥洛荥波”的“洛为波”，“洛出书”就失去了“洛水”的地理支撑。而没有“河图洛书”（见图-16）文化，中国最早的“中”文化和“择中建都”规则就失去历法依据，何有上古时期“中国古都”文化的产生。
图-16 荥阳河水与河图对应图
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太极”“一”始于“中”，而“中”也在“太极”“一”之位。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记载：“阴阳之道不同，至于盛，而止于中。其所始起，皆必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极也。”[51]古人把“天地之太极”，称为“中”，即“原始”“天地之中”。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律历志上》记载:“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又记载:“易，两易之中也。”[52]“两易之中”，当指阴阳两仪之间的“中”“太极”在位。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周易正义》记载:“太极者,大中也。极之为中,常训也。”[53]说明“中”“大中”，是指天地“至中至正”的“中原”“太极”“皇太极”之位。北宋易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上》记载：“皇者大也，极者中也。”[54]古人认为，皇者为“大”,极者为“中”，故天地人“三皇”居“太极”“中”“大中”“中原”“至中至正”之位。
“太极”衍生的五行“土”、五时“季夏”、五色“黄”，九宫“中（五）宫”；河图“中（五十）数”；洛书“中（五）数、中（五）宫”，都是从观察大自然运行的不同角度，对“中”文化所作的历法定位、或客观表述，也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建都”必择的“太极”“至中”“中原”“中和”之位。没有华夏民族肇始的“太极”“至中”“中原”“中和”之位，华夏民族人文先祖便失去了“建都”之地定位。上古中国古都文化研究，就失去了“中”“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源头支撑。
- “择中建都”之“中”始于三皇五帝。
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在创世实践中将“太极”“中”文化理念贯彻于居住地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的创世规制。这一规制的最早地理源头，就在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的东方、当今河南郑州荥阳东部古“三原”之一的“中原”（见图-17）之地，也是伏羲肇始“太极”“道”“易”“至中至正”文化之地。
图-17 黄河下游上古中原定位图
对此，商末周文王《周易·临卦第十九》引“《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唐代孔颖达疏:“大君,谓天子也。”[55]“天子”，最早当指上古时期“行中”之道和“天下之理”的三皇五帝。故《周易·系辞传》还记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56]“易”，即“太极”，为“天下之理”，形成于“中”之位。
南宋史学家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指出：“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57]他在《周易本义·系辞上》中又指出：“太极者,其理也。”[58]可见，“太极”“理”均行于“中”“中道”，是“至中”的道理，或称是“道理之极至”。这也成为三皇五帝以“天下之理”“道理之极至”为依据，在天下“至中”的“中原”建都、王天下的一元始点，即原发地。
儒家学派经典著作《论语》引帝“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59]“允执其中”，就是要求舜帝禅位，要把握“中道”、执掌“天之中”，自然也居住、建都也在“天人合一”的“地之中”。其中，也包括舜帝的言行，要遵循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即中庸之地。
舜帝禅位于大禹时，也要求其把握“中道”、“允执厥中”。故上古史料《尚书·大禹谟》记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60]“允执厥中”，是指言行独慎，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允执其中的要求。
当尧、舜、禹帝位禅让之时，首先托付的是对天下和百姓的重任，是华夏文明“中”的火种。而谆谆嘱咐、代代相传以“心”“一”“中”（见图-18）为主题的十六个汉字，它是古代帝王治国安邦的总纲，其寓意深刻，其意义深远。
图-18 太极、一、中位置图
清代《钦定四库全书·逊志斋集卷五》中，引明代正学先生方孝儒《夷齐》解释：“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一‘允执厥中’也。”[61]“万世法”，当指华夏民族传承千秋万代的根本法则，也是后世帝王“求中执中”“择中建都”的根本法则。
华夏民族的三皇五帝,之所以形成和传承“择中建都”的万世法则，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经典著作《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62]“大本”的含义包括：一是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的发源地；二是华夏民族“河图洛书”文化的肇始地；三是华夏民族的孕育地；四是“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五是三皇五帝乃至夏商诸王共同的建都之地。
有些学者把“中原”文化，仅仅理解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忽视了它“天下至理”“天下至中”的创世文化含义；也有些学者把上古时期帝王居住、建都的“天地之中”，与华夏民族创世始点的“太极”“天下至理”“天下至中”“中原”分割开来，甚至在“天下至中”的“中原”之外，探索华夏文明发源地和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建都地。这都是将华夏民族创世思想与方法、理论与实践、帝王都与至中、中原彼此脱节的结果，不能认为是探源华夏文明和古都客观、科学、正确的思想方法。
- “择中建都”之“中”始于上古历法定位。
华夏民族创造的上古“历法”，是人文始祖伏羲肇始“河图洛书”等太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民族在人文世界上最早发明创造的原始历法，对于促进华夏民族的思维进化、文化发展、文明进步具有深远影响。
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上古时期历法产生的过程，就是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法则的过程，是对大自然、天象地形变化规律所作的系统总结，是通过观测星象运行确定时间、空间位置的原始科学。而科学的本质，正是探索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发展规律的学问。
纵观中国上古历法所包含的内容，有日月年岁，阴阳合历，有纪年法；有四时、分至、节气、月建，纪日法、纪时法等内容，体现着中国上古时期的天文学知识，是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
华夏民族认为，伏羲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形，了解自然万物所画的八卦，是用八个阴阳爻符，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是中国符号文字的先声。他立九州、设九佐，以龙纪官，号龙师；他制历法，定节气，消息祝福；他在黄河下游首端的郑州荥阳“荥河”“荥播”九流之地，开创了代表华夏民族最早的“河图洛书”、或称“先天八卦”及历法，成为了华夏民族及文化的始点。
对此，东汉班固《汉书·五行志》引西汉刘歆曰：“伏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63]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风俗通义·山泽·四渎》记载:“河者,播也,播为九流,出龙图也。”[64]“九流”，便是黄河下游河播九流的荥阳“荥播”“荥河”之地；“龙图”，也称“河图”“八卦”（见图-19）“图画”“天地自然之图”等。
图-19 黄河下游荥河出太极、八卦图
需要强调地是，黄河下游“河播九流”的郑州荥阳“荥河”“河济”流域，是中国上古时期“天河”“天汉”“天水”“汉水”“河汉”文化的原发之地，也是华夏民族和汉民族“择中建都”的原发地。伏羲正是在黄河下游的“荥河”流域，肇始“河图洛书”“八卦”及历法文化的。
对此，唐代书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伏羲“庖牺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65]发于“荥河”的“典籍图画”，便是伏羲肇始的“八卦”“河图”。近代著名学者杭辛斋《易学藏书》中，引明代儒学大师“赵撝谦《六书本义》曰：天地自然之图,伏羲氏龙马负之出于荥河,八卦所由以画也。”[66]发于黄河下游、郑州荥阳的“荥河”，流经中牟、开封北部一线，史称“灉（澭）水”“邲水”“泲（济）水”“鸿（洪）沟”“汴（汳）河”等，也是流经封丘东部伏羲出生地“雷（夏）泽”的“灉（汴）沮（睢）会同”之水，又是大禹时期开发“四方”“四渎”的中枢之水“大（运、汴）河”。
所以，“灉（汴）沮（睢）会同”的“雷泽”，不仅是华胥氏履大人雷神足迹，生育伏羲的封丘曹岗乡“青龙湖”之地，也是伏羲在开封大运（汴）河之滨的陈留，肇始河图、建皇都之地。据元代高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记载:“太昊伏羲氏木德都陈留在位。一百一十年。始画八卦。”[67]开封不仅有祥符区陈留镇“凤凰台”“河图庄”地名遗存，也有传为北宋包拯所书“龙马负图处”碑刻，出土于北宋汴河州桥两翼的大型石雕“龙(海)马神兽”(见图-20)为凭。
图-20 开封出土龙马神兽图、包拯龙马负图处碑
伏羲在开封陈留所建“都陈留”，是中国古都文化的始点，也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建帝王都之地，在黄河下游“河济”“四渎”流域的重要佐证。
从历法定位的角度分析，伏羲肇始“太极”之地，是上古历法“中”的原始之位；是天地之间“人”居住的“中”之位；是东西南北的核心“中”之位；是伏羲、大禹划分九州的“中州”之位，也对应黄河在下游冲积海河平原、淮河平原中央的“中原”之地。
通过上述“太极”“河图洛书”“八卦”等历法文化分析，可知“中原”不仅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地理名称；也是伏羲在黄河下游肇始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划分九州的“中土”“中州”之地；还是唐、宋、元等朝代天文学家，测定世界最早“子午线”及“天地之中”的开封“浚仪岳台”之地。
这一上古时期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在黄河下游河济流域的开封之地得到了世代传承。据清代康熙年间《开封府志·卷十一学校》引明朝都御史章焕记载：“余涉禹迹（指夏禹治水，足迹所走中国之地），按舆（疆域）图，知豫为九州之中，祥符又豫州之中，祥符虽一邑，藩省置焉。内环八郡，外络八州，实天下枢也。”又记载：“今祥符中国之中。”[68]
开封“祥符”之“祥”，喻指吉祥的征兆；“祥符”之“符”，指八卦中的阴阳爻符，古称“天书”，具有伏羲肇始阴阳爻画之义。唐代史学家姚思廉《陈书·周弘正传》中，引南朝梁陈时期豫州大中正周弘正言:“窃闻撝谦（卦）之象，起于羲轩爻画，揖让之源，生于尧舜禅受。”[69]“撝谦”，为六十四卦之一的“谦”卦之象；“羲轩”，为三皇之先伏羲、五帝之首轩辕的并称；“爻画”，指《易》卦中的阴阳爻符。
说明开封“祥符”文化的本义，与伏羲、轩辕在开封“天地之中”建“帝（皇、王）都”（见图-21）的历史地理传承相一致。开封“仪邑”“陈留”“启封”“祥符”等地名中，都包含着上古时期阴阳两仪、四方东方、天地开封、河图卦符等太极、历法文化的基本内容，表明伏羲文化一直在开封地区传承和弘扬。
图-21 太极、中与王都之位图
中国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夏商诸王之间，存在着以华夏部落、氏族、邦国构成的血脉、地脉、文脉等世系传承，创造了以“太极”“五行”“八卦”为特征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地之中”“中土黄”“九宫中宫”“九州中州”“中原至中”“中国”等“中”文化体系，共同遵循着“抱一守中”“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等创世思想方法，形成了以历法为法则、定位和规律的上古“都”文化。
春秋末期思想家辛计然《文子·道原》记载:“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70]上古“三皇”以道统所立的“中央”，正是建“皇都”之地。战国思想家荀况《荀子·大略》记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71]上古“王者必居”的“天下之中”“中央”，也是建“王都”之地。战国隐士鹖冠子《鹗冠子·王铁》记载:“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居中央。”[72]中国“天子执一”的“五行”“中央”，还是帝王建“都”之地。这种“择中建都”的道统思想、历法定位、历史传承，是中国古都文化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规律性所在。
纵观三皇皇都、五帝帝都创立的地理历史，中国古都学会也面临着华夏文明源头和古都源头的探源问题。因为华夏文明和古都的源头，始于的华夏民族创世始祖伏羲创建“皇都”、即“陈都”时期。没有伏羲创世思想、方法和历法的指导定位，华夏文明和古都探源，就会失去根本性、规律性和科学性支撑。所以，中国上古时期古都历史的研究和定位，应该形成一整套符合华夏民族创世史观、建都史观和独具“中国古都文化特色”的理论体系。不然，就会陷入无根无本、无始无源、无序无据的状态。
我们建议中国古都学会，加强对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题探讨，以此推动符合中国自然、社会和科学发展历史的“古都”体系建设。这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认为，中国古都学术研究，应该深入发掘、传承和弘扬人文始祖伏羲肇始“太极”“八卦”，即“河图洛书”所承载的“中”文化，用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创世理论与创世实践相结合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探索中国古都产生、发展和传承至今的历史规律，不断提高对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允执阙中”“择中建都”文化的认识，依此作为中国古都学会落实“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抓手，为实现2025年基本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古都文化传承体系，让中国古都文化更加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做出不懈努力。
[①]（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8。
[②]（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8。
[③]（清）张书玉 等著：《康熙字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01-01。
[④]（汉）孔安国 传（唐）陆德明 音义：《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09。
[⑤]（汉）司马迁 著（唐）司马贞（唐）张守节（宋）裴骃 集注：《史记》，中华书局，2005-03。
[⑥]（晋）郭璞 注（宋）邢昺疏 注：《尔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
[⑦]（清）惠栋 撰:《九经古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06。
[⑧]（汉）孔安国 注（唐）孔颖达 疏（唐）陆德明 释文：《尚书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09。
[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04。
[⑩]（元末明初）王冕 撰 寿勤泽 点校：《王冕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09。
[11]（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8。
[12]（西汉）刘向 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03。
[13]（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10-01。
[14]（北魏）郦道元 原注 陈桥驿 注释：《水经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03。
[15]（魏）张揖 撰：《广雅》，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5-01-01。
[16]（晋）郭璞 注（宋）邢昺疏 注：《尔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
[17]（汉）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09。
[18]（战国）孟子 著（宋）朱熹 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03。
[19]（战国）孟子 著（宋）朱熹 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03。
[20]（春秋）老子 著：《道德经》，线装书局，2012-11。
[21]（战国）吕不韦 著：《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03。
[22]（汉）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09。
[23]（梁）萧统 编（唐）李善 注：《文选·（东京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08。
[24]（宋）石介 著 陈植锷 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国论）》，中华书局，1984-7-1。
[25]（宋）石介 著 陈植锷 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国论）》，中华书局，1984-7-1。
[26]（汉）司马迁 著（唐）司马贞（唐）张守节（宋）裴骃 集注：《史记》，中华书局，2005-03。
[27]（明）张宇初 编：《正统道藏（·混元圣纪）》，九州出版社，2016-03。
[2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9-01。
[29]（明）张宇初 编：《正统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九州出版社，2016-03。
[30]（明）张宇初 编：《正统道藏（·河图括地象）》，九州出版社，2016-03。
[31]（清）李宝洤：《诸子文粹（·古今通论）》，岳麓书社，1991-05。
[32]（晋）郭璞 注：《山海经 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12。
[33]（晋）郭璞 注：《山海经 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12。
[34] 封丘县志编纂委员会：《封丘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08。
[35]（宋）张君房 编：《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12。
[36] 党凯：《浅析<新莽嘉量>》，美术教育研究，2017年08期。
[37]（元）脱脱：《金史》，中华书局，2016-03。
[38] 潘运告 欣弘 著：《中国历代书论选》，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01。
[39]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保训》集释》，中西书局，2018-12。
[40] 宋华强 著：《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03。
[41]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诸子集成补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01。
[42]（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10-01。
[43]（宋）罗泌:《路史》，北京图书馆出版2003-05。
[4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09。
[45]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02。
[46] 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开封府志 康熙三十四年(整理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08。
[47] 王国维 著：《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21-11 。
[48]（汉）宋衷 著：《世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07-01。
[49]（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10-01。
[50]（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95-03。
[51]（汉）董仲舒 张世亮 钟肇鹏 周桂钿 译:《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22-11-8。
[52]（汉）班固（唐）颜师古 注：《汉书》，中华书局，1975-04。
[53]（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疏 郑同 整理：《周易正义》，九州出版社，2020-10。
[54]（宋）邵雍 郭彧 注释：《皇极经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
[55]（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疏 郑同 整理：《周易正义》，九州出版社，2020-10。
[56]（魏）王弼（晋）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 疏 郑同 整理：《周易正义》，九州出版社，2020-10。
[57]（宋）朱熹 著（宋）黎靖德 编：《朱子语类》，崇文书局，2018-09-19。
[58]（宋）朱熹 注：《周易本义》，天津古籍书店，1986-02。
[59] 陈晓芬 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16-01。
[60]（汉）孔安国 传（唐）陆德明 音义：《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09。
[61]（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08。
[62]（战国）曾参 邵士梅 子思 著：《大学 中庸》，三秦出版社，2008-01。
[63]（汉）班固（唐）颜师古 注：《汉书》，中华书局，1975-04。
[64]（汉）应劭 撰 王利器 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08-01。
[65]（唐）张彦远 著 章宏伟 编 朱和平 注：《历代名画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05。
[66] 杭辛斋 著 周易工作室 点校：《杭氏易学七种》，九州出版社，2005-01-01。
[67]（元）释念常 撰：《佛祖历代通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08。
[68] 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开封府志 康熙三十四年(整理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08。
[69]（唐）姚思廉：《陈书‧周弘正传》，中华书局，1995-03。
[70]（唐）魏征 褚亮 虞世南 萧德言 撰：《群书治要校订本（含文子）》，中国书店，2014-11。
[71]（战国）荀况：《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01。
[72]（唐）魏征 褚亮 虞世南 萧德言 撰：《群书治要校订本（含鹗冠子）》，中国书店，201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