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国”在黄河下游的发源与传承（二）

作者：开封市政协文史委研究员韩鹏李利

（接前篇）

（二）后稷姞妃居住黄河下游“燕姞”“南燕”之地。

帝喾的元妃为有邰氏姜嫄，居住之地在上古时期黄河下游的“燕”，也称“兖”、“奄”、“弇”、“偃（匽）”、“崦嵫”、“燕然”等。因为黄帝在开封大梁北部的中央宫室“胙土封氏”，有邰氏姜嫄居住“姞”姓封地，也称“胙城”“燕姞”，后称“南燕国”“燕县”，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四十五里处“城上”，即“有邰”。曾称“匽国”，应为商代“偃”、西周“偃师”文化的发源地。

后稷与妃子姞继承了母亲姜嫄的“城上”“有邰”“胙城”“燕姞”之地。“燕姞”“南燕国”的西部，为新乡辉县共工氏居住的共工城。共工城的南部，为上古时期四方四渎之一的“西河”。“西河”东岸的“南燕国”，也是共工氏怒触“不周山”，导致洪水泛滥东南开封流域，浇灌尧、舜“中国”，颛顼“高阳”“空桑”之地。

据战国时期魏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东)人列御寇《列子·汤问》中有“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27]的明确记载。“共工氏”，指居住在开封古陈留西北方，即新乡辉县共工城的治水氏族。担负着治理黄河下游、辉县孟门南部，不周之山西部的“河”“西河”，与“浪荡渠”“鸿沟”之水，调济二水的流量的职责，以预防下游开封古陈留，即中国、空桑之地的洪水灾害发生。

“不周山”，为上古时期昆仑山、中国，即开封古陈留的西北方之山。据西汉司马迁《史记·律书》记载：“不周之风居西北，主杀生。”[28]先秦古籍《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29]这个“西北”方位，既是以开封古陈留“天地之中”定位的西北方，也是以开封中央黄帝“中央之国”定位的西北方。说明“不周”山与辉县“共工国山”同地，也是大禹以“息土”治理“四渎”“鸿沟”的“昆仑山”西北之地。

黄河下游的鸿沟、汴渠，是大禹最早挖掘“昆仑山”“息土”，治理洪水，开辟的人工大运河，具有以水门分流“四渎”之水流量，预防开封古陈留鸿沟、汴渠及下游洪灾发生的调济水流功能。据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30]。说明“昆仑”“息土”，与“洪水”泛滥的“共工国山”“不周之山”、鸿沟，同在上古时期中央黄帝居住的中央宫室、中国，即开封古陈留之地。

黄河下游的“孟门”在河南辉县，与“共头山”“共工城”同地。后随着河道南移，逐渐到了新乡南部一带。“共工氏”治水，也在新乡与原阳交界地区。黄河下游、东北流向的河水，为大禹治理“四渎”之一的“西河”，也是上古黄帝到大禹时期的中国西方之河。新乡“西河”东岸的“不周之山”，也在尧、舜之时大禹、后稷、伯益治水的昆仑山西北之地，也与后稷姞妃居住的“西周国”“燕姞”同地。

据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31]“江、淮、河、汉”，即“四渎”；此时的“河”为西河；“汉”与北济同地。“泛滥于中国”之水，就是泛滥于“不周山”东南开封古陈留“中国”“空桑”的洪水。

西汉司马迁《史记· 殷本纪》录商汤《汤诰》也记载: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 其有功乎民, 民乃有安。东为江, 北为济, 西为河, 南为淮, 四渎已修, 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32]可见，后稷与大禹、皋陶，为舜帝时期一起治水的“三公”；“四渎”，也具有地理上“四方”的方向性定位。而“北为济”，则代替了前述“四渎”之地的“汉”水，说明最早的“汉水”便是“济水”，也具有对应天象中天汉、星汉、河汉的原始“汉”文化之义。至于“西为河”，可以理解为上古时期尧、舜、禹“中国”西部的“河水”，也是西周之后“河水”“西河”向黄河中游山陕之地传承的最早之水。

（三）后稷姞妃国在黄河下游的冀州、天地之中。

以黄河为“宗”的“四渎”之间，通过大禹开辟的鸿沟、汴渠，即人工大运河进行中枢调剂，在黄河下游起着中转、分流洪水，预防水灾，农业浇灌，水上运输等重要作用。它是上古时期流经“四渎”之间“中央”“中国”的大运河，故也称“中央河”“中国河”。

开封古陈留正处于大运河流域的“中央土”“昆仑山”“天地之中”位置。“昆仑”的本义，就是混沌、太极、太一、北斗神黄帝、天地之中。三皇五帝在黄河下游的开封之地，最早创造和运用“道法自然”的太极历法文化，开始了“天地人合一”理论与“天地人之中”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世进程，继而又将这一文化传承给了大禹。

大禹治水的黄河下游之地，也在“四渎”和鸿沟、大运河流域的昆仑山、天地之中。而昆仑山、天地之中，正是伏羲划分九州的中央之州——“冀州”“中冀”，也是三皇五帝共同居住、建都在“冀州”“中冀”的历史和地理原因所在。故明末清初史地学家顾炎武《日知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认为:“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33]。“冀州”也称“中冀”，是上古“中土”“中州”“中国”“中原”的同义词。

周人最早发源的“西周国”“不周山”，与黄河下游的河南原阳、延津同地。自古以来，便有后稷和元妃“姞”居住开封西北部“不周山”“燕姞”，即原阳、延津一带的历史、地理记载。直到清代，在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所撰的《康熙字典》中，仍记载郑国大夫石癸解释“姞”曰：“吾闻姞吉人，后稷之元妃也。《注》燕姞，南燕姓。《晋语》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姞，其一也。”[34]

在黄帝诸子得姓的十四人中，有一个为“姞”姓。西周时期，黄帝“姞”姓裔孙伯鯈被封于“南燕”，常与西周王族“姬”姓通婚，也是尧、舜、禹时期的后稷姞妃之国所在地。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注释：“姞，黄帝之后，百䱔(伯鯈)姓，后稷妃家也”[35]。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认同：“《史记》姞氏为后稷元妃。南燕、密须皆姞姓之国，后改为吉氏。”[36]说明后稷姞妃、“吉氏”源于南燕“姞姓之国”的“姞姓”。

至今在开封市博物馆内，仍保存有西周末期“中（仲）姞鬲”一件，鬲颈内壁内壁环铸六字为：“中姞乍羞鬲，华”，印证了黄帝时期在开封“中央宫室”“胙土封氏”之一的“姞”姓，以及后稷、姞妃之国，在战国时期魏国大梁地区的存在。

可知，后稷姞（吉）妃的“姞姓之国”，到了周代春秋时期也称“南燕”。据《河南通志》记载：“南燕城在卫辉府胙城县东庞固社，即春秋南燕国也，今并入延津县。”[37]清代文献学家蒋廷锡《清一统志》记载：“南燕故城在今卫辉府延津县北故胙城东，县志云，故址在县东三十五里，俗呼为城上。”[38]“胙城”之“胙”，由黄帝“胙土封氏”和“姞”姓国而得名。“城上”之“城”，为黄河冲积形成的土阜“台城”，也是帝喾元妃、有邰氏姜嫄居住、后稷出生的“有邰（台）”。

这说明，舜帝时期大禹、皋陶、后稷“三公”，所居住的开封古陈留“鸣条”“古莘国”“亳都”“姞姓之国”，本在黄河下游之地，而不是黄河中游之地；也说明“后稷”居住地，本在大禹治理“四渎”“鸿沟”、辟土殖谷的开封古陈留地区。至今古鸿沟流域河南原阳、中牟、开封等地，仍保留着后稷时期种植稻子的历史传承。后稷也被尊奉为稷王(神)、田神、农神、耕神、谷神等。

可见，后稷“田正”农耕文化传承的历史厚重与久远。所以，出自先秦诗人的《诗经·鲁颂·閟宫》歌曰：“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后稷之孙,实维大王。”[39] 故“奄”与昆仑山、天地之中西北部的“燕”“奄”“兖”“匽”“不周”“燕姞”同地，西周初期传承到了鲁国。

三、后稷、不窋曾在黄河下游河济流域辅佐夏王。

自后稷到不窋，两个父子氏族在黄河下游任职帝王的“农师”“田正”大约500余年。直到夏王孔甲时期，不窋被迫弃官迁徙中原西部、黄河上游的戎狄地区，曾为黄河下游中原地区的农耕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大禹、夏杼曾在开封陈留鸿沟流域两次建都。

“后稷”作为舜、禹时期的“三公”之一，不仅要协助大禹长期在外地治水，还要负责教授九州之民种植五谷，无暇本氏族的日常事务管理。因此，本氏族的管理就交给了弟弟台玺、侄子叔均负责，自己则主要在夏王大禹的阳城一带居住。而夏王阳城，则是上古时期伏羲最早划分九州之一的中州，即冀州、中冀，而不是西周之后传承到现在河北、山西的“冀州”。

据出自战国魏国大梁（今开封）《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记载：“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40]此“冀”，即“中冀”、或“冀州”，为伏羲至尧舜时期划分九州的中央之州，也是大禹称王（帝）后重新划分九州的中央之州“豫州”，与尧帝时期洪水泛滥的“天下”“中国”，舜帝时期的“鸣条”“苍梧”同一地域。

后稷辅佐大禹称王的夏都“阳城”，本在四渎中枢，即大运河之滨的开封，古称平逢山、范宫（台）、平台等，今称禹王台。故战国史官所撰《世本·居篇》等多部史典记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是也。”[41]正与开封魏国大梁、陈留郡浚仪县的黄帝“中央宫室”、伯益“梁国”、皋陶“高阳国”、后稷吉妃“姞燕国”，同在黄河下游的鸿沟、大运河与济水流域。

到了夏代杼王时期，夏都虽有小范围的地理迁移，但仍在开封古陈留之地。据战国魏国大梁《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42]“帝宁”，即“夏王杼”；“老丘”，今为开封祥符区杜良乡东北一带。经过杼、槐、芒、泄、不降、扃等6王的不懈努力，使夏都保持了约210多年的稳定期，夏朝也进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

夏杼王都“老丘”北部约30里，为舜帝居住和下葬“鸣条苍梧山”；南部约7里处的东辛（莘）庄一带，为帝喾“古莘国”“亳都”，也是契（阏伯）受封的“商山”，商汤的王都“西亳”，均为夏人、商人先祖的发祥地。而商汤灭亡夏桀著名的“鸣条之战”，也在“古莘国”的北部爆发。灭夏之后，商汤在此地的濩（获、丹、汴）水之滨，创造了纪念讨伐夏桀功勋的著名乐舞《大濩（获）》。获水的下游，便是山东曹县南部的“北亳”，也是商汤“鸣条之战”的出发地。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周礼·春官·大司乐》认为：“《大濩》，汤乐也。”[43]说明商汤讨伐夏桀的“鸣条之战”，发生在黄河下游、大运河、汴河流域的夏杼王都老丘、商汤先祖古莘国亳都之地，而不是发生在黄河中游的河南登封“阳城”、洛阳偃师“二里头”、山西运城“鸣条”之地。

尤其是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之说，颇为谬误。它不是夏王发、夏王桀(履癸)时期迁都的“斟寻”“鸣条”之地。“斟寻”，也称“斟灌”“灌（贯）台”，当与黄河下游东夷人居住的“鸣条苍梧山”同地，也是夏杼、商汤建都的开封古陈留“老丘”“古莘国”“西亳”之地。将舜帝下葬地和夏桀、商汤决战地的重要地标“鸣条”，与夏禹、夏杼、夏桀、商汤王都在地理上远距离分开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也与商周时期夏人的封地杞国（今开封杞县）无法在地理上对应。

（二）开封陈留是后稷、不窋父祖帝喾的古莘国亳都。

春秋时期的宋国人，为帝喾之子商契的后裔，郑国人为帝喾之子后稷的后裔。此时的“鸣条”“老丘”“古莘国”一带，也成了“子”姓宋国与“姬”姓郑国激烈争夺之地。“逐鹿中原”的文化传承，通过帝喾后裔争夺开封古陈留的形式得以体现。据春秋左丘明《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郑国执政“郑罕达帅师伐宋。”又记载“夏五月，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44]清代著名经学家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三》引文渊阁大学士王掞《彚纂》记载：“今河南陈留县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45]

开封陈留“老丘”南部的“古莘国”，也是大禹母族有莘氏的居住地。“古莘国”西南部约三里处，传说为巫山神女、炎帝之女瑶姬和古莘国母系居住的“巫山坡”，至今地名犹存。“古莘国”东部的兰考白云山，为炎帝雨师赤松子和西汉张良修道的“黄风洞”与下葬地；“古莘国”南部的杞县空桑、高阳，为八世炎帝榆罔帝都和高阳氏颛顼初都高阳。

故战国史官《世本》记载:“颛顼生鲧。鲧为颛顼子。鲧娶有辛（莘）氏,谓之女志,是生高密。”[46]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汉书·古今人表》记载:“鲧妃，有辛（莘）女。”[47]“鲧”为“大禹”的父亲，“有莘氏女”之夫。“有莘氏”居住的“古莘国”，也是大禹、商汤吉妃、商圣伊尹的母族之国。“高密”，即“大禹”，又称“伯禹”“文命”。据晋代著名医家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故名文命,字高密。”[48]

关于大禹母族“古莘国”在开封陈留问题，唐代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唐代地理学专著“《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49]唐朝地理学家李吉甫所撰、现存最早的古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也记载:“汴州陈留县故莘城,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地。此即汤妃所生之国,伊尹耕于是野者也”[50]。陈留“莘城”，便是“古莘国”，也称“有莘国”，是有莘氏帝喾“亳（浚）都”、商契封地“商丘”、商汤王都“西亳”和宋人“商”“亳”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夏人大禹、夏杼，帝喾后裔商契、商汤，周人后稷、不窋先祖帝喾的发祥地。

两史对于“古莘国”的记载，虽在地理上有约二十六里之差，但均在开封古陈留之地。因此，帝喾“古莘国”“亳都”，与夏禹王都“阳城”、夏杼六世王都“老丘”、商契封地“商山（丘）”、商汤王都“西亳”等，同属开封古陈留东部之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