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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在国学传承中的价值与作用——以甘肃省天水市为例(二)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尚斌

(接上文)

《花亭相会》主要讲述高文举幼年时父母双亡,表姐张梅英和她父母竭力帮助其读书。后来高文举和张梅英结为夫妻,高文举赴京赴考,中了头名状元。张梅英进京寻夫,费尽周折,夫妻二人终于在花亭相会。这段文本前面部分是张梅英和高文举夫妻二人团聚时的唱白,后面部分则是贤孝艺人声情并茂的评唱。整个河州贤孝中的《花亭相会》文本特色鲜明,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唱出了夫贵不弃糟糠妻的人间真情。《花亭相会》 故事情节被编排为各种传统民间曲艺形式,传唱较广,河州贤孝中的《花亭相会》和其他各种民间说唱艺术一样,其流传不朽的艺术审美价值在于它承载的是国学中的真、善、美取向。

2.反映民众心态的文化价值

艺术隶属于文化。冯骧才在《庄重的宣布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新闻发布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从来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 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特别是民间文化。它是我们的人民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的。……所以我们说,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显然,传统国学中的文化也可以大略区分为精英和典籍文化与民间文化两大部分,但是正如冯骥才所同时忧思的那样,由于种种历史偏见,民间文化并没有处在与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甚至只把它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初级的自发性的文化现象来对待。所以,它们没有文字记载,没有登堂入室,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一旦没有传承人, 它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因而,民间文化的生存方式一直是自生自灭的。 虽然如此,历史和文化的真正创造主体却是民众,民众和民间文化艺术在国学传承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无法替代,也不能缺席,唯有我们切实了解到了最普通、最下层民众的文化心态,才算触摸到了国学研究及传承价值的旨归所在。因此,国学研究目光需要不同断地转向民间文化艺术,在国学传承中时时把握普通民众的跳动脉搏,以便克服国学研究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曲高和寡通病。甘肃、青海两省贤孝的主要承传者为民间盲艺人,民间俗称为瞎先生,对这些盲艺人而言生存的路数本身不多,迫于生计而走街串巷去演唱贤孝则不失为一种较为体面的谋生手段,行走各地,通过喜怒哀乐的不同唱腔将自身和普通民众的文化心态播撒于四方。以凉州贤孝《李三娘碾磨》节选唱段为例:

天下的人人都是父母养,

谁像我苦命的李三娘?

一天给着谷拉米汤两黑腕,

白日担水整一天,

晚上碾磨到三更天。

腿子里困,脑子里楞,

眼睛里发的黑眼风。

开言不把别的尊,

哭了声我出门的夫郎君,

走的远了你回来吧,

走的近了你也回来吧。

爹爹妈妈早早贵了阴,

多会予你回到家廊中。

我们夫妻双双得相逢,

讨嘴叫街我也甘心。

根据《凉州贤孝精选》中《李三娘碾磨》完整唱本可知,故事情节来源于宋元南戏作品《白兔记》,内容叙述五代时刘知远家境贫寒,为李文奎家佣工。李文奎断定他日后必能发迹,便将女儿李三娘许配给他。后来刘知远当兵吃粮,到滨州平乱,立了战功,做了驸马。李三娘在家受兄嫂虐待,在磨坊生下儿子“咬脐郎”,托人送到军中抚养。 十六年后,“咬脐郎” 出外打猎,追踪白兔,在井边与母亲相会,全家才得团圆。节选唱段反映了李三娘独自辛苦劳作的艰难心态以及渴盼战乱平息之后夫妻团圆的美好心愿,李三娘的心声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女性历史心态的一个文化缩影。其他诸如西宁贤孝传统曲目《十不亲》唱叙的世态炎凉、新编西宁贤孝唱段《大美青海》歌唱家乡美好风物,新编河州贤孝《闹春耕》、《庆丰收》 等讴歌新生活等都是普通民众文化心态的形象承载。可以说,甘肃、青海两省民间贤孝许多唱本就是普通民众世俗生活和现实心态的最真实写照,其在国学研究中的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除了上述之外,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在国学中还呈现出其他价值。例如,甘肃、青海两省民间贤孝艺术基本采用新鲜活泼的本地方言,具有很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其腔调流畅动听,变化多端,糅合了本地音乐、古老民间音乐以及民歌俚曲等,因此具有突出的音乐学研究价值;其传统唱本内容一般分为 “家书”、“国书” 两种,“国书” 以帝王将相、国事兴亡以及反映近代政治事件等为主要内容,“家书” 则以反映人情世俗、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为主,故此则具有独特的民俗学研究价值。(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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