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时节与“夏”文化

作者：开封•韩鹏

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历法文化中，“夏”“夏至”“端午”“中夏”等，是一个人文时节的概念。

由于中国的三皇、五帝、夏商诸王的称号中，都具有历法文化的内在含义，因此，“端午”“中夏”等文化的内涵也比较深厚而丰富。它大致包含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夏王朝、中原地区、华夏中国、夏季之中，农历五月、盛夏等基本要义。

一、黄帝“中国”“河济”流域的“中夏”。

在上古时期“五方帝”等历法文化中，轩辕帝居五行“土”、五方“中央”、五时“长夏”、五色“黄”之位，故也称中央帝、黄帝，居中央宫室，有土德。黄帝建立了中央氏族邦国，也称“中央之国”“中国”“中夏”等。

南朝梁时期萧统编著《文选·班固》记载：“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唐代吕向注：“中夏，中国。”

关于上古时期“中夏，中国”的地理位置，我们认为，本在黄河下游的河济流域，也就是荥阳、新乡东部，即以开封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民国时期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指出：“河、济之间，古称中夏，故北音谓之夏声，又谓之雅言。”黄河下游的“河济之间”，有黄帝与嫘祖成婚、育子的开封轩辕楼“中央宫室”，与唐代《黄帝本纪》关于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记载中的，开封古“大梁”之地相一致；有唐代天文学家测定的“浚仪岳台天地之中”为地理定位依据；有北宋参知政事张洎所言“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即“汴河”流域的“中国”为历史地理传承。

可知，“中夏”“中国”“夏声”“黄帝中央宫室”“天地之中”等，本在黄河下游、汴水流域开封“河济”“大梁”之地。

黄河中游不存在完整的“河济”文化体系，黄河中游末端济源的“济水”，本称“沇水”，与伏羲、尧帝时期九州西方州“沇州”相对应。济源之“济”文化，本由黄河下游东部的“济水”文化传承而来。“中夏“之地，就是黄帝中国中冀、尧舜中州冀州，大禹夏伯夏人之地。

黄帝中央氏族邦国的左史官仓颉，居住在“大梁”的黄帝“中央宫室”和“天地之中”，也就是上古时期的“中国”“中夏”之地。

所谓夏地、夏朝、夏都，在黄河中游的晋南、豫西之说，与古人关于“中夏”为黄帝“中国”“冀州”“天地之中”的文化传承相背离，也是西周测定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却无黄帝“中央宫室”、缺失“河济”风水，无法建立周人“东都”的历史文化原因。而洛阳作为西周东都，从未被天文学家测量为“天地之中”。因此，也不可能有黄帝“中央宫室”“河济”文化传承。

中国华夏文明探源在晋南、豫西等重大地理和历史误判，应该结束了。

二、黄帝史官仓颉造字在“中夏”。

世人皆知仓颉创造象形文字的历史。它是黄帝时期“中央氏族邦国”，即上古“中国”繁荣昌盛、大一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仓颉创造的象形文字，黄帝时期文化、文明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在仓颉文化发源地研究中，不少学者忽视了仓颉是黄帝帝师、右相和左史官的历史情况。仓颉既为黄帝中央氏族邦国政权的核心成员，就必定会与黄帝、嫘祖中央宫室，即帝都轩辕丘（楼）相近。不然，就无法履行帝师、右相和史官的重要辅佐责任。

所以，仓颉造字和居住地附近，必定创建有黄帝帝都，也就是黄帝与嫘祖成婚育子的中央宫室。而从华夏先民的创世思想方法来看，黄帝帝都和中央宫室，又必定与“天地之中”和“中夏”同地。

据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仓颉居中夏，其书下行。”由此，将“中夏”与“仓颉”联系到了一起。这一记载也与清代《开封府志》中关于“夫羲皇画卦之地，仓帝造字之台，皆在中州，至今传为古迹”记载，同出一辙。西晋著名书法家陆机《辨亡论》指出:“魏人据中夏。”这就使战国时期“魏国”人、黄帝宫室魏都“大梁”、唐代所测“浚仪岳台地之中”，与“中国”“中夏”再次联系到了一起。

居住开封黄帝“中央宫室”之地的仓颉，是东汉雍丘县高阳乡蔡邕的先祖。据东汉蔡邕所撰《琅琊王傅蔡朗碑》文言：“君讳朗，字仲明。盖仓颉之精胤、姬稷末胄也。”“朗”，即蔡邕的同族“蔡朗”。“精胤”，具有精忠血统后裔之义。

蔡氏之所以被称作仓颉的“精胤”和“姬稷末胄”，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帝喾之子、姬姓后稷与姞妃，居住秦代的“东郡”南燕国，今为延津、原阳一带。唐代孔颖达解：“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也。始祖为伯鯈。小国无世家，不知其君号也。”元代觉岸编《释氏稽古略 •4卷》记载：“盖有南燕故也。尧之后其南燕乎。北燕姬姓召公之后也。南燕姞姓后稷妃家也。”蔡氏是周文王第五子蔡叔度的后裔，周文王是尧舜禹时期黄河下游“南燕”“西周国”后稷的后裔。

《山海经》中有“西周国”的记载，早于商周时期后稷、不窟后裔在陕西岐山建立的西伯国、或西周国。南燕与仓颉造字的阳武县高阳乡同地，今为原阳县东南部一带，故原阳县至今仍有仓颉造字地文化传承。仓颉为炎帝姜姓，后稷母亲为姜嫄、西周太王(古公亶父)夫人为太姜，均出自炎帝帝都陈留空桑、常羊山之地姜姓，故后稷妃子姜嫄、周太王妃子太姜的子孙，均是仓颉姜姓同族后裔；

二是周文王第五子蔡叔度，曾被周武王分封在新乡、原阳一带的“鄘国”，管辖阳武县高阳乡之地。“三监叛乱”之后，周公将蔡叔之子改封在蔡国。春秋时期，蔡邕、蔡朗一支的蔡姓，又迁徙到杞县雍丘高阳乡一带。东汉时期，蔡邕被封为“高阳乡候”。

可见，仓颉、蔡邕具有“高阳”地理文化的传承脉络。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渠水》记载：渠（汴）水“又东迳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也,于战国为大梁”。春秋时期“阳武”，今属原阳之地，与上古时期“河济”流域的开封“大梁”“高阳”，都是黄帝、颛顼帝与仓颉、蔡邕共同居住的“中国”“中夏”之地。

三、上古历法文化的“中夏”含义。

在上古时期伏羲肇始的八卦文化中，“天地之中”的太极南部，为“乾天”之位，也是开封南部的“乾河”之地。在四象四方四时文化中，对应朱雀、南方、夏季时节。据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释天》记载：“夏为昊天。”“昊天”，也称“乾天”“南天”。

古人言：“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昊天“，也是古代对“五月”“中夏”的别称。

“中夏”也称“盛夏”，是夏季三月中的第二个月，又称“仲夏”“朱辰”，为阴历十二个月的五月。据西汉戴得《礼记·月令》记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这都是对夏令中时节的表述。

古人以五行、五方、五色与四季相配，谓夏时在南方之位，色赤，属火，朱色也称“赤色”。而四象的南方之神为“朱雀神”，故又称“夏”为“朱”，也是开封南部地区朱仙镇、朱砂等“朱”文化地名产生的历史原因。

夏季的别名，也称“朱光”“朱火”“朱明”等。南方之神为朱雀，南方为夏之位。夏属火，色赤，故衍生了多种名称。西晋陆机《赠尚书顾彦先二首》记载：“大火贞朱光，积阳熙自南。”对此，唐朝李善注：“朱光，朱明也。《尔雅》曰：‘夏为朱明。’”

“朱火”，源自夏季、朱雀之火，故有此称。唐代元稹《有鸟》认为：“五月炎光朱火盛，阳焰烧阴幽响绝。”是一年之中，进入炎热气候的月份。

战国魏国人尸佼《尸子•卷上》认为：“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唐代刘禹锡《代谢端午赐物表》认为：“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说明夏季仲月，对应为“端午”节气。端午，即南方正午，“午”文化，源于十二地支中的“午”位，也对应伏羲八卦“乾卦”、开封“乾河”、四方“正南”、四时“夏至”之位。

因“朱明”为夏季时节，故夏季也称“朱夏”。对于大自然发展、演变而言，“朱夏”是万物生长最繁茂的时节。故三国曹植《槐赋》指出：“在季春以初茂，践朱夏而乃繁。”“繁”，是一年万物生长的鼎盛时期。

因夏季是太阳最红火的时节，故夏季也称“朱阳”，是夏季的别称之一。西晋陈寿《三国志·蜀志·郄正传》记载：“朱阳否于素秋，玄阴抑于孟春。”“素秋”之前的时节，即为“夏季”“朱明”，又称“朱仲”“仲夏”。唐代贾嵩《夏日可畏赋》认为：“赫尔阳精，当朱仲兮，厥状难明。杲杲而威稜四序，炎炎而火烈群生。”“四序”，即一年依序轮回的四时；“炎炎而火烈”，既是夏季的气候特征，也是南方朱雀帝、炎帝、夏帝、属火的历法定位依据。

古人把历法，看作是总结大自然变化规律的产物。而“中夏”时节，也是一年历法轮回变化的重要阶段和必经过程。故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解释历法“中夏”言：“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永，长也，谓夏至之日。火，苍龙之中星，举中则七星见可知也，以正中夏之节。”“正”，具有历法中的规范、定位之义。

《史记集解》又曰：“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也。革，改也。”意思是“仲夏”“夏至”之时，白昼太阳光照时间最长，飞鸟禽兽开始腿毛了，以适应炎热的夏天。“长夏”之说，也由此而生。

“长夏”，又指农历十二个月的六月，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份。古人以五行配四季缺一,所以想出长夏来弥补,于是春夏秋冬，加上长夏就合乎五教、五行文化了。唐代医学家王冰注《素问·六节藏象论》言：“长夏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旺，故云长夏也。”又言：“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干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为四时，依次序而循环往复，季节气候则由温、热而转寒、凉，自然界万物赖以此而生、长、收、藏。在一年四象文化演变中，加上黄帝“天地之中”、太极和合之位的“长夏”，就形成一年的五行历法文化，五方、五时、五色、五音、五帝也各具自己的历法之位。故王冰又言：“四时之中，加之长夏，故谓得五行（五）时之胜也。”

在先秦、汉时期的古籍中，未曾见“长夏”的名称，却有“季夏”名称的记载。如西汉戴得《礼记·明堂位》记载：“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季夏”与“长夏”同在农历六月。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记载：“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长夏在五行属“土”，在五方属“中央”，在五气属“湿”，在五色中属“黄”，在五帝中属于中央黄帝。此时的气候，为一年最为潮湿时期，且与多下阴雨有关。空气中湿度大，大气压偏低，故由五脏的“脾（卑）”所主。

四、大禹治水建都在卑湿的夏地。

开封自古河道纵横、池泽遍布，是著名的水都水乡和卑湿之地。开封南部的“中夏”之位，对应大禹宫室“阳城”“己土”“中央”正位，也与黄帝“中土”“中国”同地，只是地理位置在开封黄帝中央氏族邦国南部的“夏季”之位。己土，在五行中属阴土，方位在中央的西南方，象征着天田、大运河边的湿土，是夏人在逢泽、原圃、浪荡渠之地，种植稻谷的肥沃温润之地。

宋朝易学家京图八字命理著作《滴天髓》记载：“己土卑湿，中正蓄藏。不愁木盛，不畏水狂”。大意是，己土卑薄软湿，乃戊土枝叶之地，亦主中正而能蓄藏万物。柔土能生木，非木所能克，故不愁木盛；土深而能纳水，非水所能荡，故抵抗洪水灾害的能力较强。

夏伯大禹居住的卑宫“阳城”，便在南方、长夏、中夏的卑湿之地，也是伏羲八卦“乾卦”、开封南部“浪荡渠”“汴河”“乾河”“梁园”“禹王台”方位。

自古以来，开封古大梁的“梁国””梁园”，就是五行五方“土”“中”的卑湿之地。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渠水》记载：“梁孝王始都大梁，以其土地下湿，后迁睢阳。”北宋王瓘《北道刊误志》引东汉《陈留风俗传》也记载：“汉梁孝王都大梁，以其地下湿，东徙睢阳。”

这里的大梁，是指西汉梁孝王早期的梁国、梁园之地，也正是夏伯大禹所建卑宫“阳城”和历法的中夏、长夏之位。故战国史官《世本•居篇》等多部史典记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是也。”

大禹称夏王、建夏都的开封“阳城”卑宫，与黄帝“中央宫室”均在开封大梁的中土、中央之地，一个在古济水（今黄河）之阴（南）；一个在古汴水（夏代大运河）之阴（南）。而汴水流域，也是夏代东江、南淮、西河、北济四渎的中枢之水，是中央水都之位。

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素问·太阴阳明论》中，引上古时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土”与“中央”，也是黄帝居中央、有土德的历法特征。

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记载：“土居中央，为（谓）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中，土德之谓也”。这也是黄帝居历法中央、土之位，建“中央宫室”；大禹，即高密居历法长夏、中夏之位，建卑宫“阳城”“密县（今中牟南）”，且帝王中对应“夏朝”“夏王”“夏都”“夏人”的文化地理原因。

又据先秦古籍《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时成周（洛阳）之会，有以辉抵为献之周头”。西晋孔晁注曰:“周头亦海东夷。”清代地理学家何秋涛亦曰:“按周头亦曰周饶，即焦侥国，其人短小而有是名。”“周饶”，在黄河下游东夷之地。这里居住着身材矮小的“焦侥国”人，又称“小人国”。

鲁迅所编《古小说钩沈》辑《汉武故事》记载：“东郡送一短人，……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

此文说明三点，一是小人国的“短人”，出自黄河下游的“东郡”；二是东郡是“巨灵”“短人”和“阿母”“西王母“居住之地；三是“焦侥国”的“巨灵”“短人”，是东郡“焦侥国”“西王母”的使者。

东汉陈留人蔡邕《短人赋》中记载：“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周饶国在东，其为人短小，冠带。”

由此可见，所谓西王母，不过是上古时期最早发源于黄河下游“东郡”昆仑山的金母、月母。西王母居住黄河下游冲积形成昆仑山西部，也称“西陵氏”。昆仑山是伏羲以八卦九宫图历法文化，划分的九州之地。九州的中州为冀州，西王母居住九州的西方州“沇州“，又称“弇州”“弇山”等，也是大禹重划九州西北州“雍州”，即今新乡古“鄘国”之地。

昆仑山西部，在地理上对应黄河下游的西河、太行山东南的新乡、延津、原阳一带，正是此地被古人称作“河水”、西王母“鄘（墉）国”“臼（舂）山”“弇兹山”“燕然之山”的地理原因。

同时，此地也是大禹治水时，使用黄河下游昆仑山“息土”的地理和地质原因所在。据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墟以下地。”“昆仑墟”，就是西王母居住的昆仑山、弇山，是黄河下游洪水冲积九州土地的起点，也是黄河下游在渤海最早的“造地”之处。

古人称居住昆仑山西部西王母的先祖女娲为“地皇”，与昆仑山东部的伏羲“天皇”之间，呈现出东方青龙、西方白虎的阴阳和合关系。西王母传承了女娲在昆仑山造地、造人的历史传说。所以，居住昆仑山的西王母，在中国神话中也称“地母神”，本质上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母系氏族。

昆仑山的“息土”，具有用之不竭的特点。西汉刘安《淮南子·坠形训》记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东汉高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古人认为，昆仑山是大禹以息土填洪水而造成的，其实，应该是洪水冲积太行山东南部的渤海、黄海造地而成的。“息土”就是洪水中沉淀的胶质泥土，俗称“胶泥”，具有御水、固堤、防漏、粘连等功能。息土“掘之益多”的原因，是上游黄河之水不断冲积，洪水中积淀的“胶泥”也不断产生。

昆仑山位于黄河下游的首端，是四渎和汴河（大运河）的源头，也是上游自然黄河之水分流的中转站。其中的赤（南淮）水、黑（北济）水，都是四渎和五色水之一。尧舜禹时期，伯益所撰《山海经·大荒西经》认为：“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文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西王母为昆仑山女神；在五行五方五水文化中，“赤水”为四方四渎的南方赤色、即南淮水，“黑水”为四渎北方黑水、即北济水。两水均出自黄河下游的昆仑山，也是伏羲九州的西方沇（弇）州之地。

大禹居住四渎中枢之水的汴河、鸿沟，即大运河流域，治水曾居住贾鲁河西部的中牟韩寺镇密县村一带。大禹，字高密，中牟县韩寺镇密县村，传说是大禹受封的“高密国”旧地。大禹所建王都“阳城”，则在大运河之滨的开封禹王台。禹王台北部数百米处，便是夏代大运河，即汴河河道。夏王大禹的夏都“阳城”，与黄帝中央氏族邦国、唐代所测“浚仪岳台天地之中”，同为上古“中国”之地，彼此在地理上互为印证。

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夏，中国之人也。以别于北方狄，东方狢，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夏引伸之义为大也”。因此，“大禹”也称“夏禹”；夏人开发的运河又称“大运河”。战国尸佼《尸子》认为：“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夏朝、夏王、夏都，兴建于历法文化中的“南方”“夏时”“中夏”“长夏”之位，也是开封黄帝“中央宫室”的南方，即开封南部禹王台夏都“阳城”，也是战国魏国惠王在“阳城”建王宫、“乘夏车、称夏王”之说的历史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