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东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二、儒家对“言信行果”的批判

让我们首先看看中国学者对《论语●子路》篇的注释。高尚榘主编《论语歧解辑录》一书汇集了中国历代学者对《论语》的不同的注解。对《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砼砼然小人哉!”一节，自郑玄(127-200)， 何晏(193 -249)、 皇侃(488-545)、 朱熹(1130-1200) 乃至近现代的杨伯峻(1909- -1992)、李泽厚，解释口径几乎一致，大意都是:言语一定信实，行为一定坚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

唯有韩愈(768- -824) 《论语笔解》提出不同见解，认为:硁硁，敢勇貌，非小人也。“小”当为“之”字。古文“小”与“之”相类，传之误也。上文既云“言必信，行必果”，岂小人为耶?当作“之人哉”，于义得矣。

韩愈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怎么会是小人所为呢!此决非圣人所言，一定是后人传写失误。但韩愈善意误解很快被宋人粉碎。宋代学者发现孟子说过和孔子一样的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宋代学者张九成(1092-1159) 在《孟子传》中说:昔子贡问士于孔子，其对凡有三等，而其最下者日:言必信，行必果，砼砼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谓之小人，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为大人可知矣。此孟子推孔子之意而为此说也。

张九成还举例说明孔子不仅在言辞上如此，实际为人处世中也是如此:孔子不以言为信而以义为信。如与蒲人盟不适卫而卒适卫，且曰要盟神弗听。岂非不以言为信而以义为信乎。孔子不以行为果而以义为果。如自卫而西见赵简子，至于河闻窦鸣犊舜华死，乃临河而叹日:美哉水洋洋平，丘之不济此，命也夫，非不以行为果而以义为果平。不问言行之信果，而一以义断之，其比夫轻经者固相遠矣。兹所以谓之大人也。

孔子称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孟子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完全是一脉相承。由此，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主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远，不务硁硁信其小者。君子宁言之不顾， 不规规于非义之信。

《论语)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说明孔子对“信”的品德还是非常重视的，《论语》一书中“信”字出现28次，多数都是褒义， 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话●颜渊》)、“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谨而信”(《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等。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贬低“言必信，行必果”呢？

这是因为“言必信行必果”中有两个“必”字，而孔子最讨厌极端，所谓“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儒家学说最重“中庸”，严忌“过与不及”。孟子倡导“惟义所在”，以义来衡量一切德目。义者，宜也，也是要求恰当适中。儒家对传统德目都其新的诠释，都要求以礼来衡量其是否适中。儒家的“仁”与墨家的“兼爱”不同，讲究亲亲，以“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儒家的“孝”也不是一味的憨孝，而是按礼分有不同等级(所谓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及庶人之孝);儒家的“忠”也不是愚忠，而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值》);此外，“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蒽，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恭、慎、勇、直等品格无一不要接受礼的检验。所谓:

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则尊荣，失其所则贱辱。昔仓梧丙娶妻美而以与其兄，欲以为让也，则不如无让焉;尾生与妇人期於水边，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为信也，则不如无信焉;叶公之党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欲以为直也，则不如无直焉;陈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为洁也，则不如无洁焉;宗鲁受齐豹之谋死孟絷之难，欲以为义也，则不如无义焉。

孔孟儒家对“信”的观念也是如此。儒家不提倡“言必信，行必果”，主张“言中伦， 行中虑”（《论语●微子》）或“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儒家士大夫以义判信，将“信”分为大信（贞）和小信(谅)，倡导“君子忠而不谅”（《论语.卫灵公》）。孔安国的解释是:贞，正也;谅，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

朱熹解释说:贞，正而固也;谅，则不择是非而必於信。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君子诚信，但不拘于小信。

儒家不提倡甚至有些贬抑“言必信，行必果”，但并不反对或者抵制“言必信，行必果”。张载曾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小道，道之小成者也。若言必信行必果是也。小人反中庸亦是也。此类甚多。小道非为恶，但致远恐泥。信果者亦谓士之次。反中庸而无忌惮者自以为是，然而非中庸。所谓小道，但道之小耳，非直谓恶。

“言必行，信必果”依然属于善的品格范畴，是小道，不是恶，只是不符合儒家大道的要求而已，因此孔子将其列为士的最低等级。至于说其为“砼砼然小人哉”，也是以儒家中庸标准来判断的。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

儒家认为“反中庸”(与中庸之旨不合)的都是“小人”，并没有格外排斥或诋毁的意味。传统人格品行不符合中庸标准的非“狂”(进取)即“狷”(有所不为)，孔子也曾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没有理想的中庸品格，也可以降而求其次。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孔子追求“君子贞而不谅”，也同时将友直、友谅、友多闻列为“益者三友”(《论语。李氏篇》)。但无论如何，“言必信，行必果”在儒家士大夫口中至少不是夸人。

中国历史上也经常有人引用这句话当做美德来肯定，有时用以赞扬别人，有时甚至是自我标榜。有人认为:其实引用者根本没有弄懂这句话，这句话不是在夸人，而是指人认死理，是稍差一点的人才，因为孔子在说完这句话后，还加上了‘硁硁然小人哉’的评价。之所以被误用，是断章取义的结果。

《论语歧解辑录》辑者对此也曾感到迷惑不解，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后世人们皆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言行方面的美德，直取其褒义，大加提倡，甩掉了与“小人”的联系。